討論傅柯與認識論斷裂—初探

序言書室在一月至三月期間，舉辦一系列撕開傅柯討論會，重燃起我對傅柯的興趣，於是從圖書館借了古廷(Gary Gutting)主編的《劍橋哲學研究指針﹕傅柯》(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裡面收錄傅柯恩師剛居朗(Georges Canguilhem)一篇討論傅柯的文章﹕《人之死，或我思之消逝》(The Death of Man, or the Exhaustion of Cogito)。

有人以為傅柯的論述屬於批判理論，其實不然，傅柯反對人文主義 (humanism)傳統，他的論述亦以人文科學的起始點作為研究 對象。這要追溯到一位影響傅柯的法國科學哲學家巴什拉爾 (Gaston Bachelard)，他提出了「認識論斷裂」(epistemo logical rupture)，以反對柏格森理論。巴什拉爾認為在科學領域中 ，有一種內在的(immanent)深層結構，稱之為 「認識論障礙」(epistemological obstacles)，它們妨礙科學認識論的發展 ，其中一個例子是對項(division)，例如「精神/身體」 (mind/body)。然而，如果系統中突然產生了 「認識論斷裂」，這些障礙會被消除，認識論斷裂最終導致了科學的發 展。

基於「認識論斷裂」，我們可以瞭解傅柯的反人道主義立場 ，亦更能掌握傅柯對歷史的態度。傅柯亦不認為歷史是一連串連續的事 件，但因為這些「斷裂」透過一些個別被忽略的事件而出現 ，正如剛居朗所說的，就像「一些以前未被想過的思想，即非思想 (unthought)，它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一些以前被思考過的問題。傅柯不會像結構主義 者般刻意漠視歷史事件的存在，然而傅柯看出，歷史並不是我們所認為 的那樣，像表面上一般具備連續性。如果拋開與「認識」 (episteme)相關的獨特歷史事件來看，在傅柯的研究中， 「一般的歷史」並不足以催生現代人及現代社會。

傅柯的《古典時代瘋狂史》將焦點放在十六、七世紀的轉折時期，而巴什拉爾在代表作《科學思想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的前言中，亦將前科學時期確定於古代至十六、十七以至十八世紀，而科學時期確定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以至二十世紀初的百多年間。古典時代恰好處於人文思想及科學突飛猛進的十八、九世紀前夕，「理性/非理性」(raison/deraison)的對項正好也主導了當時人們處理瘋癲者的整套邏輯，因為理性人(rational being)的前設是必須排除(exclude)瘋癲者在「人」的定義以外，所以《瘋狂史》對於人文科學的反思其實是很深的。

在傅柯的論述那裡，「人」沒有甚麼位置。關鍵的是，在「人類 」的歷史中，我們是怎樣透過討論和實踐得出「人」這個概念 。甚麼是「人」﹖不是因為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的討論，「人 」會出現嗎﹖因為，對傅柯(起碼是性意識史第二卷以前的傅柯 )來說，傳統哲學的「主體」和「客體」並不存在，只有論述的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s)，才能引起他的興趣。傅柯經常討論的「認識 」(episteme)和權力，其實也不是一種實體 ，它們不過是一種關係的構成，這種關係無處不在，它呈現為一塊無邊 無際的論述性網絡(discursive network)。

一般相信，關於人的現代哲學產生於笛卡兒的話﹕「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的「我思」(Cogito)揭示了「人」作為「意識主體 」的特質。然而這個「我思」是否導致「我」的「存在」 ，這受到後世哲學家的質疑。康德提出了「甚麼是人﹖」的問題 ，糅合了笛卡兒的獨斷論和休謨的經驗論，既從經驗(the empirical)亦從超驗(the transcendental)層面去看這個問題，「我思 」被解釋為「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 「我」(I)無法掌握「我自己」(Myself) 。但隨著十九世紀實證科學的興起，「人」作為「意識主體 」的超驗特質日益受到神經科學的挑戰，尤其是蓋爾(Gall )的大腦醫學(cerebral physiology)，對實證主義者孔德(Comte)來說 ，從康德(形而上學)到大腦醫學(科學)，正好是人類精神進步的歷 程，而科學之取代形而上學，正好將「人」變成了實證科學的處理對象 ，人失去了「主體」的位置。

我們認真想一想，大腦醫學的出現，不正是「斷裂」了「精神/身體 」的「對項」嗎﹖從此「精神」、「心智」被當成「身體 」的一部份，而傅柯在《規範與懲罰》中提出的全景式監獄 (panopticon)景觀，亦落實到社會人文科學研究及社會實 踐中，這是否也將「個人/社會」這個對立項作為一種現代人對社會的 認識論障礙加以「斷裂」呢﹖傅柯對認識論的重新審視 ，往往能夠引發我們對科學和現代社會更多的思考。

《詞與物》列出了人文科學的三大主要學科﹕語言學、經濟學及生物學，這三大學科在康德的時代漸漸成熟，分別取代了以前的普通語法、財富及價值理論與自然史。箇中的斷裂當然可圈可點，但關鍵的是，這三大學科彷彿回應了康德的問題﹕「甚麼是人﹖」從三方面闡釋現代「人」的概念。

剛居朗認為，傅柯從上述一系列的思想史事件，看出十八世紀到十九世 紀的斷裂，從「我思」到神經科學，每個人的「自我」被重新認識 、闡釋。而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胡塞爾提出的現象學及弗洛伊德提 出的精神分析，又彷彿實證科學發展過後的又一次斷裂，前者將 「我思」理解為意識層面的活動(acts)，後者將之理解為意識與 潛意識的歧異。站在這一系列事件之上，剛居朗相信，傅柯採取一種新的、非笛卡兒(non-Cartesian )亦非康德(non-Kantian)的認識論，他相信傅柯受到巴 什拉爾的影響，後者將笛卡兒的話改寫為被動的"cogitatur ergo est"，即是說，「我思」變成為「被動」的活動 。傅柯導致的轉變是對於人文主義和古典時代哲學的一次重新整理 ，也許能夠重新梳理出問題的脈絡。

走出美孚 (小說風‧第十五期)

回憶在美孚工作的那段日子，每天必須走入這個密封的「巨繭」。這裡名為私人樓宅，但大部份建築物已有三十多年樓齡，灰溜溜的外牆總是密匝匝地擠壓在一起，牆上經常有修補工人搭建竹棚，這些建築物在雨天尤其危危欲墜。久被雨水沖蝕的瀝青路貫穿其間，廢氣的微塵上昇至行人天橋底部和大廈外牆上，累積成一層層污垢，酒樓的煙囪在戲院正門旁邊排放出一縷白煙，再回望遠方的青山和荔枝角的工廠大廈，竟被無數馬路環抱，令人不得不相信，這就是九龍市區的真正面貌。

但我一直幻想自己是逃犯，即使得到半個小時，也要逃離這個「巨繭」，所以每天吃飯時間都匆匆吃完一頓飯，珍惜賸下來的時間，到美孚新邨背後的荔枝角公園坐坐，或者從索性走出公園，走到更遠的地方去。每次我沿著美孚廣場地面走廊，朝向看得見陽光的方面走過去。雖然那不是日落的方向，但微小的日光仍透過兩幢大廈中間的狹小馬路，照射過來，沿著那狹窄的馬路，一邊是停車場，一邊是地利亞學校，一直走到盡頭便是荔枝角公園，一座噴水池在公園前面興建。就像政府轄下其他公園的設計，遊人大概不會猜到這個噴水池有甚麼作用。

然而荔枝角公園大概屬於全港最美麗的公園了，政府在這裡興建了一座嶺南式建築，名為「嶺南之風」，它的草圖對嶺南庭院作出最粗略的模仿。在這裡，池塘、長廊、園林和台榭全部一應俱全，可是從木雕、磚牆、屋瓦到飛簷，沒有一樣可稱得上是精緻，噴水池背後的舞台和觀眾席，與嶺南庭院一點也不合襯，但它大概屬於全港最美麗的公園，這多麼諷刺！然而我卻坐在這座拙劣的仿古建築裡，耗掉無數茶餘飯後的光景，在美孚工作的三年內，沒有一天不和它打個照面，甚至陰晴不改。我大概找不到一塊綠油油的淨土，可以像荔枝角公園般，讓我在辛勞工作中找一線縫隙，鬆一口氣。

坐在水榭的木椅上，我望向池塘對面的燕子亭、池塘上的曲徑，甚至較遠的樓台，有時候想像那幅磚牆背後，有甚麼人在緩跑或步行。那幅牆上長滿蔓藤，雖只有一層高，卻阻礙了後面草坪地和公園板球場的視綫，於是我離開水榭，走到牆壁外的世界，散步也好，坐在長椅上也好，起碼視綫不受庭台樓閣的羈絆。

離開小小的嶺南建築群，眼前是一片稍微高低起伏的草坡，光裸的土地上長著稀疏的榕樹，緩跑徑在條塊的草地中間伸延交錯，有時還會看見緩跑者的身影。我經過板球場，穿過蓊鬱的樹蔭，卻見地平綫上，那過早泛黃的晚霞，已懸掛在西邊的山丘上，這片山丘仍將公園的運動場擋在背後，我雖然有股衝動跑上去眺望更遙遠的風景，但一看手錶，已差不多六點鐘，要回去工作了，於是短暫的旅程就此結束。

美孚的晚霞似乎比鄰近地區更早來臨，暮色也更蒼茫，回眸美孚新邨，已是華燈初上，公園卻彷彿要留住那片夕陽，令晚霞在萬家燈火的映照下顯得孤寂。身處荔枝角公園就像站在地平綫上，一邊是喧囂的住宅區，一邊是鐵路、高架橋以及葵涌貨櫃碼頭，而在貨櫃碼頭外邊的，是海洋。公園的草地連綿不絕，直至山坡下的鐵絲網前面戞然而上，透過鐵絲網張望，前面是高架天橋和路軌，就像古代的直布羅陀海峽，矗立著一塊石碑，警告人們不可逾越大地的邊沿，不可闖入鐵絲網外邊禁止進入的世界，那是不許居住和遛達的地方。

生活在香港，我們習慣了把土地割裂成街道和地區，再把街道和地區分割成路段和地段，路政署、地政署，以及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門，對於每條街道，甚至每一路段上的所有交通燈、路牌、欄杆，甚至每個垃圾筒，都編了號碼，於是我們忘記了原來土地也有生命，也有居住其上的人和動物，只記得交通燈、路牌、欄杆、街燈、溝渠蓋，甚至垃圾筒的號碼。當土地被切割成不同功能的地段時，它們像牛排般排列在地圖上，上面佈滿了瀝青色的交叉掌紋，它的毛孔呼出了汽車的廢氣，吸入七百萬人的生活所需，它漸漸被抽乾水份，佈滿像腋毛一般的塵埃，塵埃積聚於天橋底，甚至讓外牆長出黑色的霉菌。

美孚新邨就是這樣一個灰濛濛的世界，它的外貌沒有因為周遭的新樓盤而產生「新陳代謝」的作用，建築物的骨架漸漸乾枯、老朽，即使粉刷外牆仍未能把外貌翻新，更遑論清除牆角裡的白蟻和蜘蛛網。每當我經過這些塵封的樓梯、暗道、陽台，有時候真覺得美孚新邨是一個古老的迷宮，起碼從蝴蝶谷向下面望去，美孚真的像一座擁擠的小城，就在海浪退潮的礁灘上建立起來，而葵涌道高速天橋則逕直穿過這座小城的心臟，把它切開兩份，第五、六期新邨被孤立在山腳下，面積較小但較為謐靜、乾淨，而在天橋的另一邊，空氣總是污濁一點，那裡有街市的喧嚷，從戲院到地利亞學校的馬路上，空氣充滿塵埃，從早到晚，都有不同車輛的廢氣源源不絕的由高架天橋，飄向住宅單位的陽台，還有學校的窗玻璃。

我對美孚印象不好，但又必須在這裡上班，所以一到吃飯的時間，我總想「走出美孚」，有多遠走多遠，走到一個恬靜無人的角落，讓六根充電後才回到工作崗位。我一直實行這異想天開的計劃，從曼克頓山到盈暉臺，都有我的足跡，有時候，我甚至經過行人天橋走上荔景山路，山路環抱著山腰的瑪嘉烈醫院，再往前走便是貧窮人住的荔景邨，在途中還可以透過路邊雜草叢生的鐵絲網，眺望前面的葵涌貨櫃碼頭，它在金色的粼波中，顯得格外宏偉、壯麗，這就是「城市之美」。

離開醫院的山路，中途經過西鐵站上蓋公園時，總想望向西沉的夕陽下，看看葵涌道天橋的繁忙景象。蓋頂公園的邊沿鋪設了大片花圃，如果不是踐踏草地的話，通常很難看得見天橋，只有從地鐵通往西鐵入口的電梯間蓋頂，在那道長長的樓梯盡頭，才能踏過乾涸的泥巴，眺望那來往如鯽的車輛。只有站在高處，才能擺脫城市建築物的羈絆，透過眺望遠處的風景來釋放久被勞役的心靈。

從美孚新邨走行至荔枝角公共圖書館，中途經室內運動場及游泳池步行至荔園方向，你便發現今日荔園的所在地，竟變成了「盈暉臺」，英文名是Nob Hill，很像英國地名。它位處隘口之前，踞立於九華徑山路下的空地上，華荔邨毗鄰，它的網址說「盈暉臺置身於市中心非凡華居，完善交通網絡貫連」，儼然是交通樞紐，可是它距離美孚地鐵站較遠。盈暉臺完全體現了地產商的壟斷，商場內只有集團屬下的超級市場和便利店，其餘的大型商舖也很少，只有一兩間琴行、補習社和幾間茶餐廳。住在盈暉臺的人，大概沒想這裡以前叫「荔園」，裡面飼養了大象、老虎、穿山甲、鱷魚和熊貍，今天這些動物也不再活著。

在美孚新邨的另一面，如今變成了曼克頓山，一幢幢有如方尖碑的建築物，屹立在美孚新邨側邊，曼克頓山原是九巴車廠，記得曼克頓山剛剛落成時，九巴公司將馬路對面的空地用作停泊破舊的巴士，那時候，瀝青路仍在施工，除了消防局和電訊盈科大樓外，便是馬路和馬路。還有一組天橋，橫貫在分隔荔枝角工業區和美孚地段的無人地帶上空，像幾條灰龍在天上漫舞，從曼克頓山的高層住宅望過去，整個景觀就像一片混凝土的荒原。每次走到美孚新邨的邊沿，我總是望一望手錶，發現時候不早了，然後往相反方向匆匆離開。脫離瀝青路和高樓大廈的羈絆，成了我一直未竟的夢想，只是吃飯有時，上班有時，有了時間的限制，就不能追逐遙遠的自由。

在古希臘，人們稱習俗和律法為nomos，它的詞源nemein有「丈量」或「分割」土地的意思，在中世紀的日耳曼社會，它更是封建制度的根據。其實，我們不難理解﹕訂立法律條文的目的，是令政府能夠準確地「丈量」並「分割」土地，送給發展商開拓自己的獨立王國，而馬路和高架天橋將社區割裂成條塊狀的飛地，好讓更多暴發戶可以住在象牙塔裡。當海洋被填平，而陸地被分割，大自然會得到甚麼賠償﹖我們的法律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筲箕灣的陳舊和陌生 (Stadt﹕滴水筲箕)

從西灣河一路走來，腦海中還浮現著電影資料館的光影記憶，還有太古城的五光十色，一旦走到筲箕灣，這些色彩就消失得無影無踪。沒錯，筲箕灣看起來毫不起眼，沒有商場也沒有賣書和唱片的店舖，連戲院也難找，周圍只有密麻麻的唐樓，聚集在電車路兩側，在這密匝匝的舊樓背後，則是大潭郊野公園的群山。這裡毗連的住宅建築令你感受到生活的艱難，這片狹小的灣地緊靠著陡峭的山崖，前面是海，生計全靠出海捕魚，或者來往於維港各隅的小型運貨船。曾幾何時，大海，是筲箕灣的命根子。

但大海已經遠離我們的經驗了，時至今日，沒有人會想像在海濱上船運貨的情景，而木製的漁船更成為歷史博物館的仿製品。除了探親，我們很少來到筲箕灣(我的親戚以前就住在這裡)，我們也不記起，這海灣以前略微彎曲，東面是阿公岩，西面是西灣河，形狀的確像筲箕。今天的形狀卻像個盛滿豆腐漿的勺子。「豆腐漿」指填海後興建的愛蝶灣、愛東邨、東濤苑和東旭苑等屋邨屋苑，東區走廊在半空蛇行而過，將這些新住宅與唐樓截然相隔。彷彿是兩種生活方式，天橋後面是古老悠久的傳統景觀，呼應著靠山面海的漁村記憶﹔前面是房屋及人口政策下的產物，一塊用來安置人口的新填海飛地。

每次聽見「筲箕」這器具的名字，總會勾起了小時候在家裡洗菜的記憶，而我自己，現在也很少洗菜了，為圖方便，還是到茶餐廳吃飯。生活總是如此，工作令人太忙碌，而都市化社會也不鼓勵人們親自動手，連吃喝這麼基本的事情也不要親自下廚就好了。

但傳統總會留下一些痕跡，不管看起來有多突兀，不管在今日時尚或必然的生活模式下顯得格格不入，不管這些痕跡越來越像大自然般被人遺忘，它仍存在於街道一隅或市區邊緣，在筲箕灣，那是譚公廟。筲箕灣本已遠離市區，故以前有人說過「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之類的話，而譚公廟的位置更遠離筲箕灣的中心，就在阿公岩山腳的海濱，懸孤在陸地的最前沿，遙望著鯉魚門和酒灣。譚公本人又是一個陌生的神祗，只有這裡定居的惠州漁民才知道他的事蹟。由此可見，筲箕灣和它的神祗對我們來是多麼的陌生，與維港其他沿岸地區又顯得多麼杆格不入！

有趣的是，作為惠州人的保護神，譚公卻主管教育、鄉校，恰好與天后不同，走遍整個筲箕灣，你只能找到譚公廟，這是否意味著惠州人的習俗與其他沿海居民截然不同﹖對以前的人說，天后總是民間普遍崇拜的神祇，現在我們不單對譚公感到陌生，連天后這樣廣為人知的神祗也不再重視。每逢天后誕，在港九各廟宇附近的街道上，插滿了各色的社旗，但我們已不再需要大海，只需要希冀從內地帶來的商機，對天后和譚公的信仰也隨著漁船被淘汰而消逝。

就像今日的筲箕灣，雖然大體還是六、七十年代的舊樓，但這些建築也在改變，灰色外牆上的玻璃窗反映出彩色廣告燈，那是對面一幢八十年代住宅大廈底層的商場。一般來說，筲箕灣的外牆色調總離不開灰色、白色和粉紅色，灰色是唐樓或舊式住宅大廈，白色是學校，而粉紅色則是八十年代興建的私人住宅大廈再被塗髹的外牆。或者，還有耀東邨背後那片翠綠的山色，在大廈之間的狹縫中，若隱若現，在路人在假日的馬路上熙來攘往，他們未必會抬頭看那片山景，然而樓宅拆卸了重建了，它卻一點也沒變，不管這裡有沒有商場。

如果有遊客問﹕甚麼是香港精神﹖這個問題不易回答。如果從香港人的居住環境，配合生活態度去尋找，那麼答案不一定是拼搏，因為香港人也講求享受，而且香港人的拼搏是有條件的，就是要提升原來窄小的生活環境，改善匱乏的生活條件。如果你要我回答，我會說答案就是「街坊」，我們都像街坊一樣，生活在平凡的世界，在山下海邊的街道裡，從平凡的細節中去尋找平民智慧，對於我們應該爭取的事情，我們大都反應遲純，對於街頭的新事物，例如新開張、以噱頭吸引顧客的小食店，我們卻趨之若鶩，不惜排長龍去買。

或許這是一種生活智慧﹕將傳統的放下，在街頭尋找新鮮的事物。有時候，新鮮的事物就在你左右，街邊書局門前的扭蛋玩具機、賣芝蔴雞蛋仔的小食舖，甚至家居用品店的新款家庭用品，都教你感到驚訝。然而在生活背後默默支撐的東西，就乏人問津了。今天，如果你站在筲箕灣的海濱，除了看海散心，相信已很難想像昔日靠海維生的生活面貌了。

真的假不了……

近日連父母也在議論陳志雲事件，今天一早讀報，讀了陳志雲在記招的說辭，最後一句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以這麼一句順口溜的話來總結整篇自辯辭，令我不再質疑他的個人誠信，不是因為相信他，恰恰相反，是因為虛假得令人不想費勁去辨別真偽。

從開始上任至今，陳志雲予人的形象是很體面，很中產，他一直希望親自粉墨登場，而「志雲飯局」就遠超於藝員名人訪問，而是他親自擔任美式中產清談節目主持，他不惜讓電視台預訂豪華廳餐座位，營造最華麗氣氛，又把自己包裝成清談節目的名嘴。

然而，正是他今日的這句話，才猛然提醒我﹕陳志雲本來就是那麼「假」，他從來沒有「真」面孔，這也道出傳媒事業的本質﹕非真實。傳媒從來就不是發掘「真實」的事業，當陳志雲對著阿嬌，請她為豔照門事件以來的內心掙扎，作出「真情剖白」時，他也知道阿嬌的理想答案正是觀眾想要的、極具娛樂性的「真實」。

借用布希亞的話說﹕傳媒裡面的「真」與「假」是可逆的、可交換的，「虛假」模擬「真實」的程度恰巧等於虛假的交換價值，也等於這種「虛假」模擬「真實」所得到的真實價值。然而陳志雲的那句「真的假不了」，恰好在口頭上否定了這種可逆性，當然，暗地裡其實肯定了這種可逆性。其實這次記招也是他親自粉墨登場的一場秀，而他粉墨登場所施的「化妝術」恰好就是他的全副真面目。

究竟甚麼是真﹖甚麼是假﹖有時候我也不知道。但知道了又如何，反正真與假都是透過傳媒傳達給我們，知道有分別又有甚麼意義﹖真與假真的有分別嗎﹖陳志雲真的貪污也好沒貪污也好有沒有貪得過界也好，都不是整個事件的重點，重點是他的言談舉止是否具備娛樂性。

回應一位朋友問過關於齊克果對海德格及卡爾施米特之影響

齊克果在《恐懼與震慄》(Fear and Trembling)中以阿伯拉罕向上帝獻祭兒子(以撒)的例子，提出將一切倫理價值作出目的論懸擱(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the Ethical)，以服從信仰。請看下列網址﹕

http://www.apuritansmind.com/apologetics/TeleologicalSuspension.htm

齊克果說﹕ "The story of Abraham contains a 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the ethical." 這齊克果建基於他的感性(aesthetical)、倫理(ethical)與宗教(religious)三重人生階段的論述。文章還指出，倫理的人(ethical man)就是那種泥守法則的人(law-keepers)，正如保羅書信中的加拉太教會一樣。要從倫理提升到宗教階段需要一種信仰的跳躍﹔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懸置一切普遍性的道德律法，以對上帝旨意的絕對信任決斷。

必須強調的是，施米特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與齊克果對現代普遍倫理的批判如出一轍。在自由主義學者、法學家如韋伯、凱爾森(Hans Kelsen)皆認為，法律是一套普遍性的規範(universal norms)，這種構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康德視自然法為人類共同體的普遍法則的構想影響。然而本來深受自由主義薰陶的施米特，卻從一戰以後德國的政治混亂局面中看出，必須由一個強大的主權，懸擱一切普遍法則。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是現代世界自由、人權的基石，其基礎為視一切「人」為平等的自由者。我們認為現代社會是開放、自由的，或所有道德規範都是基於科學實證主義的檢驗，這些特質起碼是常態的、普遍的。對一般人選擇接受這些「規範」，齊克果認為這是一種「表面的舒適」‘comfortable superficiality’。然而施米特卻從這些自由主義者稱道的普遍法則中，看出一個「誰決定﹖」(who decides?)的問題﹕ 雖然現代社會的法律都是一套規範，但總得由一個主體來決斷執行，只有這種決斷(decision)才會彰顯出法律的實際效力，而這位決斷者，根據施米特從霍布斯理論中得出的觀點，就是主權者(sovereign)。

然而主權者根據甚麼來決斷﹖ 施米特懸置了一切文化、社會、倫理、經濟等方面的規範，把這種決斷背後的理據還為一種元政治(metapolitical)的條件，那就是政治性(das Politische)，為了與一般政治(die Politik)相區別，施米特以中性冠詞(das)的形容詞(politisch)而不是用陰性冠詞(die)的抽象名詞(Politik)命名。施米特認為，政治性就是「分辨敵我」，主權排除他的敵人，納入他的朋友。

在施米特那裡，「決斷」(decision)脫離了傳統法學的觀點，完全離開了Robert von Mohl認為「決斷」必須源自法律規範內容的定義﹕ ‘that a decision in the legal sense must be derived entirely from the content of a norm’，施米特將國家定義為一個徹底的決斷者，這種主張除了受霍布斯「利維坦」的影響外，還體現出傳統天主教徒中對權威(authority)的服從。

海德格也就著存有中的「偶在性」(contingency)本質，展開「此在」與「自由意志」的討論。有趣的是，他和施米特都懸置對道德法則的考慮，單純考慮一個自由地作出決斷的存在者，即使兩者的學術範疇截然不同，他們都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對現代世界所謂普遍法則的正當性也提出了深刻的質疑。

大家可參考以下網址的文章﹕http://ejil.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6/4/613.full

工作、自由……

自由，就是不受自然之約束，就是從易逝的時間非連續片段中暫時解放出來。

而工作也是自然約束下人必須依賴技術實現自由之手段之一，工作未必是人所欲的，卻也可能是符合志趣的，但工作佔據了大半的時間非連續片段，將人的活動限定其中，它既承諾了人從自然中超脫的自由，也是一種脫離自然所需要的桎梏，工作一如技術般具有兩面特質。

自由往往先為自身設限，然後才稱其閾限之內的空間為自由，這暗示閾限以外的被視為人類能力以外者，不具備被開拓為自由領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工作就是這種閾限的界線。在自由社會中長大的人，很容易知道「自由」的片面性，也知道自由也者，其主權不屬於空間內的主體，而屬於劃定自由空間的界線，這道界線也不是誰定立的。自由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永久的、整體的概念，它背後的基礎是人為某種局部短暫的自由而犠牲自身另一局部的短暫自由而換來的，這就是所謂的「契約」。

法律是為了確定這些出賣自由以換取自由的「契約」制度能夠延續，至於契約公平與否，只要不影響社會大部份人的契約活動，法律是不大關心的，但針對那些妨礙「契約」之永動性的人，法律會作出可怕的懲罰。法律將以工作勞動換取得來的自由，視作社會價值的殘餘，它因為太不起眼，可以回饋卑微的個人作為工餘的純感官享受，或者少數人的形而上探索之自由。

或許，現代社會的哲學就產生於這些短暫的瞬間，是一種剩餘的自由產物，它往往面目模糊、殘缺不全，它仰賴於一個產生的前夜，一種從昏睡中把自我意識區別過來的意志……即使那是短暫的。

沒有古典音樂，我還是甚麼﹖

朋友很難接受我本能地抗拒流行音樂演唱會的模式，甚至我將人們手舞足蹈的狂熱場景媲美希特勒演講時人們瘋狂敬禮情景的想法，說我古怪、刻板得有如嚴格地堅守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音樂美學立場，也訕笑我其實沒有阿多諾的美學理論基礎。

一直在思考這些話，有時候，我甚至會想，沒有古典音樂，我會是甚麼﹖ 在這幾年間，我在孤獨時往往播放古典音樂，我視它為一把與我對答的聲音。其實，它就是音樂，因為它不是單純的、沒有特定意義的「聲音」，也不是作為符號的「語言」。當音樂與我對答的時候，我就進入了一個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現實世界的領域。古典音樂的節奏、樂句、音色、對位、和聲，構成了對一切音樂心態或世界本質的模擬和描述，我從未在流行音樂裡，找到一種對世界梗概的勾勒，也從沒找到如此純粹的表達和形式。

究竟是音樂向我說話，還是音樂向我「演奏」出自身﹖ 「演奏」是不是等於自我的「表述」﹖ 但「表述」一定有一種堅實的內容，無論這種「表述內容」是關於表述者自身、聆聽者本人，抑或是關於進行表述活動的場域也好，而我覺得古典音樂的「演奏」，可以脫離演奏者、聆聽者和活動場域，實現一種不用依賴任何一方的自存關係。

古典音樂也有「人聲」的作品，那通常是一種關係的表現，如人與神的關係、悲劇角色之間的關係、抒情歌手與聽眾的關係，有訴說的形式，有對白、獨白等歌唱方式及頌讚、哀悼、示愛、沉思等歌曲內容。器樂可以超越這些窠臼，成為一種純粹的聲音形式。交響曲就是其中最凝練的聲音形式，它既像作曲家的內心獨白，又不一定是作曲家的內心獨白，它以諸多主題的佈署呈現出音樂的劇場，亦以調性的置換實現出意涵的轉折。

沒有古典音樂，世界變得沈寂無聲，一切聲音無法逸出經驗世界，聲音無法超越人在人際關係的世界中發出雜音的形式，聲音也無法創造出由不同意義及特質互相撞擊或辯證組合而成的新形式，聲音必需依賴世界方可存在，它喪失了一種置於自身與世界之間的間隔，很難想像沒有古典音樂的世界會變成怎樣。如果我喪失了古典音樂，我會變成怎樣的人﹖ 我很難想像沒有了它自己會以甚麼形式存在。

悼一位"人性"的社會主義者

今早聽收音機新聞報道說﹕ 捷克前總統及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逝世。

本來打算寫自己在開平的旅程，但要趕緊在星期二交稿，不過這些與哈維爾逝世相比，都不算重要，我一定要寫寫一些說話，雖然我沒讀過他的戲劇(藝術價值很高)和寫給奧爾嘉的書信。

作為一個寫詩的人，我立即想到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寫給哈維爾的書信，布羅茨基以詩人的角度回應哈維爾的一篇演講﹔ 在那篇演講中，哈維爾以「為何朋友和熟人在街上遇到他要廻避」的問題作為開始，他大概呼籲人們要珍視捍衛人的價值。而布羅茨基卻從作家的立場出發，強調哈維爾作為一位作家不應隨從時下流行的東西，布羅茨基認為文字應該獨立於政治和庸見。布羅茨基的回信刊載在《紐約書評》上，哈維爾隨後作出了澄清，爭論細節我實在不太清楚，大家可以瀏覽崔衛平寫的文章(網站連結﹕ http://www.china-review.com/cath.asp?id=14612)

以前我認為布羅茨基是對的，因為我以前想寫出像他一樣的詩，但活到三十多歲，我漸漸明白，人是無法脫離政治作為一個遺世獨立的作家或詩人而存在的，人是政治的動物。而哈維爾的演講，就從這一點，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說話，如果一位作家或詩人不先是一名普通公民的話，那麼他只能是一個無根的人。詩人策蘭(Paul Celan)以自殺終結了生命，固然是納粹集中營的結果，也是因為策蘭恰好就是那種無根的人。

大家大概記得哈維爾與捷克天鵝絨革命的關係，也許大家會認為他憧憬西方式資本主義民主，但據齊澤克在《還有誰說起極權主義﹖》的說法，哈維爾和當時東歐許多異見知識份子(也許還要包括齊澤克本人)一樣是潛在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想改良那淪為極權主義社會和警察國家的制度，就像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說的，使它變得更有"人性"。這些知識份子想的，恰好是西方自由主義者(大概是諾齊克們和佛利民們)要反對的東西。

可是東歐從蘇聯手中得到解放後亦不見得自由，現在東歐人民生活在全球化債務危機的陰霾下，前共黨領導人物和國安局頭子改換頭面繼續透過愚弄投票箱來統治無知的平民百姓，哈維爾和杜布切克所憧憬的"人性"社會也沒有真正實現。我相信，對我和其他在八十年代渡過青年歲月的人，還有在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捷克人來說，悼念哈維爾既像對一位偉大小人物的思念，也像一種懷舊(nostalgia)。當然，中歐和東歐國家都似乎活在懷舊的狀態下，哈維爾等人的願景(脫離極權主義社會，實現"人性"的國家)似乎仍是他們生活的惟一理由，儘管這種願景像所有堅持人道主義的思想般，脆弱無力。但可惜的是，哈維爾對捷克人的意義，亦限於那個時代的這種層面。

但我知道，在那高壓的年代，你只能以這種犧牲小我以喚醒千萬個小我的途徑作鬥爭，在這場鬥爭，不單有杜布切克和哈維爾，也有那位被秘密警察迫害致死的哲學家﹕ 帕托卡(Jan Patocka)。在七十年代的政治抗爭中，他們沒有成為布羅茨基般以文學凌駕政治的詩人，或像普通大學教授般鑽在學術象牙塔內，他們視極權生活為生命中不可迴避的"本真"。(當然，我並不是說布羅茨基迴避政治，也不是反對布羅茨基的立場，他認為繆斯的技藝比政治紛爭和流行的庸見更高。)

如果生與死、真實與虛假的鬥爭是可以被全球資本市場抹掉的話，那麼人類文明和道德都只能是一種交易價值，但我們知道，事實並不如此。到了今天，我們更應該堅持作為公民而不是意識型態傳聲筒、經濟人、學院人或純粹文人而活着的信念，因為一個人首先必然作為公民而生活，一個"去政治化"的知識份子或作家不過是一個虛假的人(a fake man)。

讀陳雲香港城邦論後之淺論

這是陳雲將他的政治論述整理後的著作，對於熟悉陳雲文章的讀者來說，《香港城邦論》不過將他過去文章裡的政治見解作一次完整的梳理罷了。事實上，也許陳雲亦知道書內未必有許多「前瞻性」觀點，但《城邦論》的意義在於其「整理」，「整理」可以意味着，要求讀者或受眾認真地將這些文章觀點視為陳雲個人的政治綱領，也源於不得不「整理」的「急迫」。陳雲與其他專欄文章作者不同，他帶着一套獨立的政治觀去寫作，而不僅是庸眾在日常生活甚至公共場合中的意見(doxa)。

然而，雖然對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哲學觀點，陳雲面對的是作為平民百姓的受眾，所以在他心中的構思與受眾所接受的訊息之間，仍有一道鴻溝，而處於香港自治運動的浪潮中，這種錯誤詮釋的可能性也會帶來危險，但現代世界的政治運動往往潛藏危險。即使從表面上看，也能看出陳雲的文章有顯白(exoteric)和隱微(esoteric)論述的兩種層面﹕ 顯白方面就像那些被煽動的民眾情緒，隱微方面也許就是追問一個城邦的奠基問題。讀者要掌握他的真正用意，才能理解他怎樣看自己在香港自治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據一位朋友的理解，陳雲的論述近於「黃老之術」的政治觀，而筆者也曾在他為《亂世童真》一書的發佈會中，聽到他大概說過，要對付共產黨的思路，大概要想得比他們更「古怪」(如有謬誤，希望有朋友指正)。這種「古怪」相對於左翼的「正常」，當然顯得不受觀迎以致不合時宜。

如前所述，政治運動往往潛藏危險，因為政治涉及決斷(decision)的時刻，不管此一決斷是否正義，屬於多數還是少數，或者有多少實力，決斷需要訴諸「武力」(force)以「加強」(reinstate)決斷的有效性，這一定涉及暴力和命運。以往香港人對這種危險一直不察覺，即使小小的火焰也能讓他們驚慌，即使像《香港城邦論》這麼溫文爾雅的主張，也因為有個性的觀點而嚇怕了部份人。許多人覺得這本書包藏禍心，但「自治運動」卻一直旺盛，令人覺得陳雲此人比龍應台更堪稱為點火人物。如果香港出現極端主義團體甚至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話，從歷史辯證(而不是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反而可能會像毛澤東在文革時說的話﹕﹕「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雖然我並不相信任何城邦主體，因為任何未來的共同體，都必須先徹底毀滅這些身份認同、主體性、差異特徵、本質、單一性或複數性，換句話說，香港一定先要在形式、內容和本質上徹底毀滅自身﹔ 然而城邦論述作為一種「熵數」，也許能夠把香港推向一次突發事件的高峰，待它受擊衝甚至碎裂後才能浴火重生。

閱讀《香港城邦論》之初，我有如此印象﹕

1. 陳雲將「國家」與「自治」、「民主」這些原則切割，解開香港人的迷思。基於這種邏輯，陳雲認為中國大陸人民不過是奴民，並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論點﹕ 無需對中國大陸天災及社會問題表現憤慨、幸災樂禍或同情，免得被其利用。

2. 青年左翼和公民黨的確如陳雲所說的，是「泛道德主義」，面對極權主義統治者的時候，這是軟弱無力的象徵性姿態。只是陳雲所說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或不要尊嚴、理性和目的之政治抗爭才有資格抵抗大陸政權，即使這種抗爭有可能變成法西斯主義。

3. 港英殖民政府並非如陳雲所說的，建立了香港城邦的公民性格，因為「香港人」只是港英殖民統治和冷戰時期東亞經濟政策的剩餘價值。「香港」沒有主體，它本身是一種「虛無」，以剩餘價值建立城邦自治，並不是自身的捍衛，而是一次政治主體化的奠基事件。如果以此理解陳雲的城邦自治運動，就可看到其有更積極的意義。

4. 陳雲以為自己的運動將建立以公民為基礎的民主格局，其實民主自由沒有可能拯救香港，民主只是獨裁統治的另一種面具，任何建立制度的行動最終必會為背後操縱者享用政治果實，請不要再沉醉於民主的迷思。

5. 也不要以「非暴力」為原則。所有香港人都以為「政治」可以連結「和平」、「理性」、「非暴力」，陳雲似乎也不例外，這真是天方夜譚。一切政治奠基活動怎能脫離「立法暴力」而存在呢﹖ 建制的治安(police)和管治(government)是經過規訓的暴力形式，而立法(lawmaking)是一種拆毀舊制度(ancien regime)的暴力形式，這種暴力必然先透過摧毀現存香港來建立新秩序。陳雲的運動是一場以本港繁榮和法治機制與中國大陸作搏奕遊戲的鬥爭，也許陳雲也預料到中國大陸撕破捍衛繁榮的面具過後的政治後果，只是不願多置一辭罷了。

對於「非暴力」原則和「剩餘的主體」問題，我還想多說一些話，因為所有香港人彷彿原始社會般，將「暴力」視為某種禁忌觸碰之聖物，不敢去觸碰似的，卻一直簇擁在這聖物的帳幕外面，每天去膜拜它。這種聖物就是香港的統治權威，它起源於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的強佔和統治，而那塊帳幕正是殖民地政府實施於香港的法律。即使陳雲在崇拜殖民地統治的時候，他也不能否認殖民地暴力的過去，尤其是他醜化六十年代港共，對殖民政府加諸的鎮壓政策卻隻口不提。這反映出陳雲在個人志趣和公共態度的雙重面目﹕作為個人，他像其他在六、七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人一樣從本能上厭惡港共，這不單是一種文化層次的感性傾向，也是一種排斥「敵人」的政治考量，因為這種共產黨特務身份正是辨別「香港人」與「非香港人」、「朋友」或「敵人」的重要尺度。

然而以往普遍香港人厭惡「港共」或「阿燦」的態度，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反應或建基於殖民地時代慣常的生活習慣，香港人下意識地拒絕將這種文化厭惡轉變成一種政治態度，即使有，也會化約成「平反六四」的愛國主義政治表態，或排斥「新移民」、「自由行」以致「國內暴富階級」(如最近發生的D&G事件)的社會意識型態(或像某些論者所說的「民粹主義」)。這並不是一種為了「政治性」的鬥爭(struggle for the political)，而僅僅是經濟、文化、社會或意識型態上的對立而已。香港自治的事業之所以難以發展，其原因在於這恰好是一個「非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社會，甚至以「多元價值」(pluralistic value)「混淆」甚至「消解」「自我」和「他者」，所以我們不單活在「自我」與「他者」界線模糊的環境，連「自我」或「他者」是誰我們都不甚了了或興趣缺缺。

然而根據古典政治哲學，每個政體或城邦都必定有一開端(arche, ἀρχή)，在詞義上，這「開端」也意味着「權力」、「統治」，例如「單一個體」(mono)的「統治」(arche)就是「君主制」(monarchy)，「多數人」的「統治」就是「多數人統治」(polyarchy)。香港政體的開端並不是從今日香港大多數人的先輩奠基的，而是從他們的征服者英國殖民政府而來的。城邦的奠基涉及暴力的使用，在香港歷史裡，使用暴力的勝利一方就是英軍，而在暴力抗爭的失敗者——新界原居民，則因為殖民者的安撫和立法，讓其傳統法例所保證的利益獲得尊重，而成為了溫順的被統治者。

英國人的統治基礎建立於以條約強用佔領清朝國土的事件之上，不過從法理上說，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已於民國時期被廢除了，只是出於冷戰的需要，英國才珍惜香港這片懸孤在大陸邊陲的最後一塊殖民地，所以將香港打造成真正的城市，讓她成為近乎主體的政體。然而，在英國逐步撤離香港以後，她所建立的法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和香港社會頓時失去了其奠基的主人，她存在的惟一法理基礎，在於殖民地建設的城市主體，和〈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的中方不干預內政和不變更制度承諾，這也是「可行使」基本法的基礎。

但這種「行使主權」的方式也提供了一個「統而不治」(regnum sed non gubernatum)的「範例」，中方政府透過基本法懸置自身對香港的管治權，卻因為基本法賦予她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天賦權利，而得以實施間接管治。即使香港政府的行政權力有多大，最終也不過是為了方便統治一方向被統治者維繫這種關係而設的工具，香港政府是主權者(sovereign)與香港臣民之間的中介人，雖然這中介人在姿態(gesture)上極力模仿主權者的樣式。這也意味着我們一直驕傲的城邦身份，不過是主權國之間行使權利的轉移，而「作為」香港政治主體的我們，不可迴避「也是」中國人民這一法理事實的影響，這個「也是」往往好似懾人的幽靈般，在關鍵時刻重重地鎮壓住這「作為」。主權者(中國政府)很清楚，只要我們的「存在」(being)確鑿無疑，我們的「作為」(acting)或「成為」(becoming)就一定能受到控制。

對於巴迪歐在《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奠基》中把希臘人、猶太人視為「特殊性」身份，而基督教則屬於「普世性」的見解，阿甘本在《剩餘的時間》裡的回應，就是將希臘人和猶太人歸信前後的身份變異視為「殘存者」(remnants)。其實，我們也可借用「殘存者」來解釋香港人這看似多重身份的認同問題，這也像卡夫卡對於自身寫作身份的焦慮﹕身為猶太人，作為捷克人，卻以德語寫作。香港從來都不是一種身份，也是一種身份。陳雲一方面聲稱從殖民歷史中發掘出這種身份，另一方面亦期盼這種身份成型，這是否意味着這種身份的含混特性﹖這種身份就像《浮士德》提及鍊金術士創造的人造人「荷蒙庫魯茲」 (homunculus)，由大英帝國這位鍊金術士從清朝將逝之軀抽取精華製造出來，這個「非人」永遠處於兒童的狀態，卻具備了各種各樣的知識。

該如何善用這種「剩餘的身份」呢﹖陳雲正要處理這一問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認為這種「香港身份」並非「剩餘的身份」，但如果他認為這種身份是剩餘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顯白和隱微的兩個層面來理解他對於香港身份的寫作，我們可以推斷﹕陳雲認為香港身份只是一種「剩餘物」，可是這基本法承諾漸漸變得徒具虛名的時刻，他刻意提及「香港身份」，縱使這就像浮士德努力創造「荷蒙庫魯茲」卻終歸失敗的事實。陳雲這種構思不是沒有基礎的，他甚至從中國利益方面去設想香港城邦對共產中國的好處，這當然只是根據法理而作出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基本法所允許的高度自治，當然符合了政治現狀，其行使權卻仍在主權者(中國政府)的手上。

《香港城邦論》出版以來，即引起自稱為左翼人士的批評，近日中大學生報亦有一篇名為〈陳雲的被害妄想與香港城邦論（書札）〉的文章，以陳雲的「現實政治」切入，討論陳雲對中、英、港三重角色的定位，並以「實然」和「應然」的角度，回應陳雲的「城邦自治」計劃。作者主要的觀點在「實然」和「應然」的回應，「實然」指香港因處處受限於中國大陸，故自治並不可能﹔「應然」指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割裂之二分法不能進行陳雲的「好/壞」之分，更導致我們對受壓迫者的麻木不仁。因為篇幅所限，作者沒討論書中其他問題，但我們單就「實然」和「應然」的問題來看，其實在文章所講的「實然」背後，也隱藏着一種「實然的應然」，或者在文章所講的「應然」背後，也隱藏着一種「應然的實然」，而陳雲的讀者也可以認為這正是陳雲要解決的問題。港英政府曾經建造海水化淡廠，實現食水供應的自主，陳雲不過主張政府應以參考歷史上的實踐，這是「實然的應然」﹔而大陸遊客日益蠻橫無理，認為香港必須仰賴他們的鼻息，令香港人越來越感覺不到自己是中國人，這是「應然的實然」。

一位友人Jacky曾經以此回應表明對陳雲的看法，我以為這比較值得一談：

我之所以稱陳雲為右翼，理由有二：（一）他提倡政治右翼，經濟左翼。我反對這個倡議，因為維持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完全談不上是真正追求平等。設想，專才可以馬上有居留權，長居香港的外地勞工卻不可以有，他們因而失去政治權利，這等如不把外地勞工當成人。所謂經濟左翼，只不過是再造殖民地二元經濟結構，讓富人和窮人各有所得，這只是虛假的左翼，因為它假定了弱勢者的個人因素導致其處境。（二）他製造虛假的文化身份，以支持城邦自治為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論點。上面已說，真正的materialism (我不想譯成唯物主義)就是要撥開任何單一的概念來概括人類實際的經驗，以評價（主張或反駁）任何一種世界秩序（社會或政治秩序，文化發展方向，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等）。文化身份混雜和文化流動(是?)既成事實，因此，政治主張亦必須以具體的人們交往經驗為本。香港人是正義的，大陸人是病毒，這一類煽情的描述，正是要引導人鞏固日常的偏見，而非回到事實本身，亦非令人反思自己作為和其他人平等的subject，以共同建立一個不只屬於你我，更是屬於未來的社群（後者就是超越每一個subject的共同命運）。(後者參閱Balibar於1993年出版的La philosophie de Marx)

一言蔽之，右翼並不能令政治參與和論述，回到人民中間，即是所有人，不論階級地位職業性別種族或身體缺陷。只有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正視所謂資本主義迼成的種種問題，重新規劃cosmopolitan和local的界線。

如果「右翼」等於叫囂的法西斯政客的話，那麼陳雲是否右翼的問題，又必須回到顯白或隱微寫作的問題上，從顯白的意義上閱讀陳雲的《城邦論》，那麼你一定可以得出此一結論，這等於一般人因為寫作《君主論》的馬基維利而去理解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而不是以《李維史論》去解釋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再者，大凡「政治」主張都必須針對時代的文化狀況，你或者可以從哲學史找出許多激進的例子﹕如尼采。陳雲在深度上無法與這些巨人比肩，但他表態的方式也接近這些人物的方式。更簡單地說，陳雲像他們一樣，對於「主導的」或「社會的」一切恰好有一種抗拒，雖然陳雲已處於一場政治運動的浪頭上。

而「文化身份混雜」和「文化流動」作為「既成事實」的問題，恰好又緊扣了「應然」和「實然」的問題。但我們要問﹕在繽紛的「文化流動」和「文化多元」背後，究竟是「空無一物」還是有一場「政治」的角力﹖如果要為「普世價值」(如人權、個人自由)的「應然」而指出陳雲《城邦論》的謬誤，那樣，我們有沒有正視這些「應然」悄悄被蠶食的「實然」。這令人想起施特勞斯討論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觀點﹕如果要消除戰爭的話，那麼吊詭地，和平主義者最終必須與好戰者打一場消除所有戰爭的戰爭，這就是為何我們需要「政治性」。另外，根據柏拉圖的《法篇》，之所以要為城邦立法，目的是為了消弰城邦內的一切戰爭。面對香港目前充滿深層次矛盾的社會現況，我們需要的就是重新立法，回應「香港是甚麼﹖」這一問題，而不是憧憬羅馬基督教式的共同體。

其實陳雲真的是右翼嗎﹖或者，兩者真的有衝突嗎﹖如果有的話，也許真近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對實現革命的分歧意見。左翼社運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共同體理想是哲學層面的問題，現實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political)和辯爭(polemical)的問題。這難道不是「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的問題嗎﹖

這也許亦等於目的和手段的問題﹕ 「目的」總是遠大而崇高的，卻不可一踘而就﹔ 手段縱是暴虐而卑劣的，卻也在關乎近在手邊和嘴邊的問題，不可不察。民主永遠是一種未來完成式的夢想，而現實卻是「分額」被強奪，「身份」被混淆的問題。我們講民主，也講關心他者，但當下的自我又在哪裡﹖ 普遍主義者之所以反對這種「民粹主義」，也許亦是基於一種恐懼﹕ 對右翼提出的冒險方案有可能失去「剩餘法治」和「民主表象」而生出的恐懼。

不過，《城邦論》仍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這是我的看法﹕

1. 陳雲的《城邦論》只是一種亢賁式的論述，在實踐上，他的觀點面對很多問題，其中一項就是香港政府不會採納他的見解(因為香港政府事事總得先考慮北京的意見，並受其制肘)﹔

2. 不說城邦論的實效了，單就理論看，我看不出他要把香港人和大陸人分開，他的「分割」與其說是社群性的，也許更是倫理上的。在這種論述中，「大陸」似乎更接近一種生存或政治態度，一切問題的根本核心在於共產黨統治﹔

3. 如果「政治右翼」的特色在於這種分割處理的話，陳雲的分割目的更似乎是保留「殘存的香港本土社群」，我看這種態度較近於阿里士多德的倫理社群，即政治是一群志同相合的人追求「最大的善」的行動﹔

4. 但我也不能同意這種城邦論，雖然他聲稱從「現實政治」考慮，他恰好看不到香港其實是個沒有主體的政體，這個政體在技術上無法抵拒「中國政府」以各種方式同化香港的努力。況且他的「現實政治」從很多方面看都堪稱「理想主義」，這些情感洋溢的主張並無新意，其目的不過是為了保存這個「殘存的香港」，但根據陳雲的看法，中國大陸的政策目的是為了消除這「殘存的香港」，即使它是「殘存的身份」，故此這種「現實政治」的方案亦談不上「現實」﹔

5. 而這個中央政府亦試圖以任何方式分化、懷柔、招安或丑化香港左翼，正如它以同樣方式分化、丑化、懷柔、招安甚至消滅中國大陸無數的「烏坎村」或艾未未，大陸人也應該像香港人般努力去抵抗這種暴政。但也有大陸人以視香港為假想敵的方式，回應一切令他們不悅的現狀。

6. 大凡政治理論皆需要一個有實力的聽眾，比如啟蒙時期的思想家，他們的聽眾是武裝了的美國獨立戰爭軍隊或法國大革命的軍隊，陳雲的方案卻只能被少數人所接受，他在這場現實政治的較量無疑從一開始已經毫無勝算。

左翼和陳雲的理論也解決不了當下所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對目前的政治情勢有更清晰的了解，就知道那是一種怎樣複雜、矛盾的問題。陳雲的方案固然不為香港或中國大陸政府所接納，但左翼的方案也令人興趣缺缺﹕他們只能在個別社會問題上修修補補，而不能在大問題上作出挑釁性的回應。他們被人權、平等或理性行動的原則綑綁，無法進行更激烈的表達，他們視「政治」為對一切「普世價值」或空洞原則的實踐，而很少考慮實質行動中的暴力較量。縱觀未來數十載的香港，我們將會在這些辯爭或猶豫中被消磨。但歷史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影響的，歷史是由偶然性、迸發性的事件所影響，許多事件往往就是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也是為何本雅明的「救贖歷史觀」至今仍充滿魅力的原因。

論「虛假性」和對「大陸人」的排斥

簡單來說，陳雲的「大陸人皆特務」論是簡單化了的說法，如果陳雲以最精確的方法，展述問題的所有細節，那麼他的受眾未必能理解。當然，「大陸人皆特務」論只是筆者簡化陳雲說法後作出的概括性描述，陳雲不是說100%大陸旅客、新移民或來港公幹人士都是特務，只是說這幾十萬人都不免懷着某些「任務」來港，他們可能構成三分一或四分一的人口(總體香港人口，或適學人口等)，詳情大家可看陳雲在12月27日以「香港城邦論」為題目發表的演講。(見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K7RwQ7dINc)

根據陳雲的邏輯，這固然是共產黨策略性人口調整，但問題本質不放在人口學現象去看就不能更顯現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事實上，「特務」或「政治任務」不一定是單一面向或內容的政治性/擬政治性行動，而更可能是活在共犯架構下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之生存方式，這種經濟人之生存方式，或許應引用哈維爾對極權統治下之「虛假性」(inauthentic)的討論來作參考。

我更願意認為國內有很多人不滿極權社會日常生活的「虛假性」，而「六四事件」是從這種「虛假性」過渡到「開放」(open)和「真實性」(authentic)的門閾，中國人不一定只能相信這宗事件才能走向比較「真實」的社會，只要承認應該討論、反思這宗事件，至少對這宗事件的再現持開放性態度即可。然而大部份中國大陸同胞，即使思想這宗事件，即不敢或不願在行動上承認應該討論、反思六四事件或對它持開放態度，令整個中國社會無法離開「虛假性」。當然，因為他們願意忍受「虛假性」，所以中國政府讓他們享受經濟上的幸福(happiness)，從而讓他們從經濟上的富裕得到片面而局部的快樂。

從中國大陸的政治到日常生活領域上充斥着許多「虛假性」現象，假貨、假奶粉只是物質邏輯上的欺詐，從意識型態及思想層面上說，極權社會的「虛假性」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流弊，如官場作風、裙帶關係、派閥、黨爭、誇富現象、專制層級制、家長式管治結合而相得益彰。不過這種社會意識型態是透過共黨統治或全球化帶來的意識斷裂引起了質變，一般說來，較少人會認為傳統天朝心態其實是一種自欺心態，但活在今日社會中，這種瀰漫於網絡上的天朝傲慢心態確實帶有碩果僅存的共產政權所有的自欺態度。當今中國人一方面自詡盛世再臨，另一方面知道歷史這一段落的文化境況遠遠不能與唐宋在中國文化史中的位置相比。這種靠燈飾築造的自滿其實與自卑心態構成錢幣的兩面，然而這種自滿永遠背靠着自卑，無法直面。

「虛假性」現象誘發了道德淪落，他們因為生活或經濟幸福而妥協，所以懷着「讓事情自行發展」的心態，這變相鼓勵不公義的事情出現，也能容忍私相授受和賄賂對社會道德造成的損害，而且對於一切次等價值的事物或思想(或偏頗卻令人容易接受結論的陳述)抱着放任態度，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家長對兒女的放任縱容態度，另一個例子就是對網絡上的假大空言論持聽之任之的態度，這兩個例子當然不獨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但在中國大陸也特別嚴重。一旦人們無法在公共空間甚至日常生活中找到絲毫的「真實性」，便只有營構並享受在自己專屬的虛擬世界裡。

回到陳雲的論述，我想說其實大陸人並非如左翼認為陳雲所說的一樣，是「壞人」。事實上，「壞人」只是一個「空洞」的「修辭」，對道德問題的思辯來說很難產生實質意義。如非犯下刑事罪行，「壞人」沒有任何法律責任，從社會道德的層面來說，只有壞人幹了被大眾認為的「壞事」，才會是壞人，但我們不能從思想上斷定一個人是否「壞人」，然而一般常識會把「心存歪念」視為「壞」，而且大陸人當中也有屬於一般人認為是「好人」的。真正的問題是，他們願意犧牲抵抗「虛假性」的契機，而獲得富裕或即使最低程度安定的生活。

香港一般民眾未必能對倫理問題作多層次的思考，最簡單的思考方向就是「好人/壞人」的二元對立，這固然不能提高對道德問題的思辯層次，卻或許會推動一場政治運動的步幅，不管這場政治運動被冠以「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抑或別的稱號。不過這種二元對立卻無法向香港民眾展示大陸人在政治上的真正問題，生於香港的民眾只看見普遍自由行或新移民的粗魯、沒教養和貪婪，無法探知這些現象背後的核心問題。當然，我們或會發現他們的禮貌和教養按地區而有所不同，如江浙城市長大的大陸人比較禮貌，而成長於內陸省份或鄉鎮的大陸人則比較粗魯，於是我們發現其中的文化差異。

但文化差異不足以解釋他們和香港人的差異，況且文化差異或多或少都是從最關鍵問題(即政治「虛假性」)派生的產物。當然，香港也不是特別民主開放，只是在香港的公共空間裡，我們用不着跟隨政府訓練的一套特定意識型態下的言辭而說話，即使港英政府在骨子裡仍以排除異議為己任，這種排除異議卻在很大程度變成一種合官僚合理性和社會規訓的大眾思維。

然而即使我們在公共領域上無法針對港英的領導原則而要求變革，我們卻仍可透過私人領域、市場和輿論機器獲得發現自我的自由﹔ 但在河的對岸，他們連這方面的自由都被監控或消解。對此，陳雲一貫的邏輯沒有停留在「同情受害者」的層次就感覺解釋完滿，他追問背後的悖謬﹕ 為何中國人如此被拑制，卻仍願意忍受或默認「虛假性」的事實，即使大部份人只是偶爾嘆息幾句「生活，就是這樣子的。」或者抱怨一下共產黨統治然後顧左右而言他。

齊澤克曾經討論過這種極權主義社會的生活態度，持這種受害者心態的人往往比「替統治者開脫」或「與有榮焉」者為數更多，然而如果「平庸之惡」的說法能夠成立的說，這大部份人恰好構成這種建制的捍衛者，然而按照康德式的說法，反抗這種說謊建制卻是他們的自由和義務。在性質上，陳雲的指責更像一種道德指責，因為向公眾寫作的目的而化妝成一種「大陸人/香港人」的二分法，陳雲對大陸人的「偏頗」態度也反映他很清楚這是一場徹底「政治性」的論爭(polemic)，而不是學術報告的論理或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民眾「排斥大陸人」的情緒不應停留在「民粹主義」的感官印象層次，而是應該提升到針對一種政治態度的論爭精神。沒錯，「成為香港」(to become hong kong)應該是一種政治的決斷，對一切造假作風、社會特權、意識型態灌輸、和諧社會論甚至統一祖國論述採取斷然棄絕的態度，將肯定真實性、真理和言論自由的人視為同路人，或重新建構下的「真正」香港人。

(事實上，目前國內對極權統治的對抗是很豐富的，只是如果沒有提升到政治的層面，這些對抗都會被共產黨意識型態機器消解。)

魯迅在民間

同事遞給我一本《南都周刊》，我知道裡面刊載了我的書評，但一看，卻是被那大大的標題「魯迅在民間」吸引住了。趁吃飯的時間，再看，原來現在距離魯迅逝世的時候—1936年10月19日—已有七十周年了。

對於國內一向把魯迅捧上天的作風，我不會感到陌生，對魯迅的崇拜己經不單單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更是一種國家的信仰，只有這樣，社會主義中國才能表現其與傳統的割裂，表現其革命性。但隨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魯迅的神聖形象也已經成為一種暗含民族主義色彩的文化商品，其情形竟然也等同於姚明、劉翔。相信這不是魯迅願意見到的。

周刊訪問了許多人，有國內學者、自由從業者、藝術工作者、記者、學生、教師、在廣州從事各行各業的人、香港同胞、台灣及外國僑胞、外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等，其中也包括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和多倫多作家吳長纓，他們對魯迅的印象和看法也各有不同。其實魯迅已經變成一塊模糊的鏡子，大家看了，不單看見了他，也看見自己對當代中國變革的看法。

但許多受過國內教育的人們一想起魯迅，就會想到一個革命家、思想家和戰士的形象，這固然是中國粉飾上去的形象，他們也第一時間想到《從介末亭到三味書屋》、《風箏》、《一件小事》、《傷逝》、《狂人日記》、《孔乙已》等名篇，女孩子多數會想起《傷逝》，有些人也會想起魯迅反駁林語堂的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然而對大多數女孩子來說，背誦這些充滿火藥味，但美感不太高的文章並不是滋味，只有一位唸博士的男生，才用到典型國內知識份子充滿情感色彩的字句來描述他。而對台灣人來說，魯迅的影響同樣深遠，雖然在蔣家統治下的台灣，設法讀魯迅的人有可能會被槍斃，但現在的台灣，已是一個資訊發達、民主多元的台灣，人們更會像蠶蟲吃桑葉般細嚼他的作品。

這樣，在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魯迅。但我對魯迅的印象並不是那麼好，我會對他推崇備至，但亦正如許多人所說，魯迅確實是一個「刻薄」的人，而且他的小說「讀起來很壓抑」(吳長纓語)。我也同意一名任職多倫多一社區中心社工的受訪者意見，「不會推荐」下一代「讀魯迅，因為他已經很難理解當年創傷重重的黑暗中國」，雖然這也反映了加拿大多元社會文化對華僑思想的正負面衝擊。表面上說，正如官方教科書所說，魯迅的思想及對社會階級矛盾的認識比同時代人要深刻得多，從更深的意義上來說，對魯迅的矛盾態度恰好反映出中國人的自憐，大凡是出現一個洞悉民族劣根性的作家、思想家，我們都會萌生出「黎明來了」、「民族有救了」等念頭，現在最典型的中國人都帶着花圈來歡迎這位以中國國民性為敵的作家，惟有找到了一位超酷的大審判官，這個衰落多時的古老民族才能恢復一種阿Q式的自信。

時代局限了魯迅，如果魯迅一頭栽進一樣學術裡，也許還可以超脫過來，但在那個時代，沒有人能夠超脫，包括被魯迅謾罵的梁實秋、林語堂和胡適，時代抽空了作家的眼光和識見，他們為了改革文化社會竟然相互大吵大罵起來。知識份子一旦找到了專屬，就有機會抽脫出來，華滋華斯和葉芝抓住了詩歌，尼采緊緊捏住了古希臘哲學並放在他的放大鏡下。魯迅揪住的，卻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臉孔，一個昏暗不見天日的社會，混亂、沒有公義可言的世界。這個世界到今日還是一樣，看上去卻好像進步了，漂亮了，舒適了，大家忘記了舊日的痛楚﹔或者，是故意忘掉。

也許是仙台大學戰爭紀錄片的刺激太大，魯迅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反擊敵人，童年的經歷卻造就不了超越輿論意見的胸襟，魯迅的立場是那麼堅挺，甚至不容許在立場上作出任何「自我犧牲」，寸土不讓，反過來也造就了另一種國民劣根性。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之所以熾豔，還是要歸功於魯迅的辛辣文風和日本人的侵略。是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魯迅和日本人就沒有當代的中華民族。

周刊裡還枚舉了不少魯迅的名句。魯迅生前說過許多擲地有聲的話，但許多話都明白地刻薄，一點隱喻的機會也不給，他臨死時說的話尤其教人不寒而慄，「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說出這句話，無疑是完整了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形象，那就是為了批判，甚至變成自己筆下批判的人，就像耶穌「道成肉身」拯救世人。

對於魯迅，人們仍然無法蓋棺定論，有人盛讚他，也有人說他尖酸刻薄，也嫌他為了許廣平而不理原配。是的，我們無法蓋棺定論，我相信總有這種事情，要不然，我們的「祖國」也沒有信念了，這個凡事講求「政治正確」和「面子」的泱泱大國，正需要魯迅這種看上去偉大而實則矛盾深重的知識份子。即使這樣，仍無損於魯迅的形象，尤其是在愛好議論的中國民間社會，魯迅就給他們一個彌賽亞的期望。

藥與病

他醒來了，雖然他睡不夠，他的腦袋感到赤痛，他的喉嚨呼吸困難，他知道，是那種病發作，由於喉嚨感到不適，他不斷咳嗽，卻沒能咳出那一口關鍵的痰，於是他望着床邊的桌几，他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可能是在夢中打翻了桌几，也可能是他養的貓太頑皮，把桌几打翻了，但肯定的是，噴霧劑連同茶杯也一起丟在地上某個角落，他再望向地板，上面滿是水，水流向電腦枱抽屜底也流向字紙簍，他想翻箱倒籠地尋找遺失的噴霧藥，但他越找，呼吸也越急促，腦袋也越沉重，心肺差不多被撕裂，他已經沒有耐性去找了，他知道痛苦是真實的，但不會死，起碼他不會在這一刻死去，也許還有點被虐的快感，但因為太痛苦，所以他打算到藥房買藥，但他轉念一想，現在幾點了，藥房開了門沒有，如果還沒有的話，那麼他坐下來設法讓自己的呼吸舒緩一點也是需要，他看一看時鐘，九點半，對了，就穿起牛仔褲和T恤就趕快打開大門。

在升降機裡他遇見一個看來面善的老人，他們面朝着升降機門，他望着那痀瘻的身軀，那充滿皺紋的、面色像枯槁一般的臉龐，他那彎曲的、筋脈滿佈的手臂提着一個用白布遮掩的雀籠，不知是八哥還是畫眉在裡面哼着口哨，起初他給嚇倒了，還以為是一個隱身在升降機槽裡的人哼唱着第三類接觸之類的曲調，那隱形人再次哼唱了，這次他才發覺原來隱形人不是在機槽裡，而是在鳥籠裡。

他想，鳥比他細小，但鳥還能夠歌唱，這時候他能做甚麼﹔老人的身體比他差，但老人不感到痛楚，他卻感到痛楚難當，變成世上最脆弱的人，任何人都可以用手指捏死螞蟻般把他捏死，但當他深深吸入一口藥過後，他又變回一個強壯健碩的人，就像美國電影中身型高大、身材魁悟的男人一樣。

他下了幾級樓梯，前面是藥房了，許多婦人擠在藥房裡，藥房的店員忙個不停，他走上前去，向玻璃枱几後的店員招手，告訴他那種藥的名稱。

你要甚麼牌子﹖

他回想起自己以前買藥時的尷尬，那是難為情的事，因為他怕別人看着他，心裡想着，看你身型高高大大的，想不到你也有這種病，於是他幻想自己煞有介事地回答說，我替家人買的，可是氣管和腦袋的疼痛，令他忘記了這些想法，他等着店員吩咐同事轉身走入藥房裡找藥，像小時候看着馬會醫院的藥劑師在圓拱形的取藥孔裡忙個不迭的取藥，不過那時候他沒有焦急，現在每一秒卻像有人用穿戴黑手套的手指捏着他的咽喉。

買了藥以後，他立即深深地吸了一口，他又回到平時呼吸舒暢的狀態，但他也想到，痛楚是靠錢來解除的，如果某天他身無分文，沒有人來幫他，而藥房鐵閘上貼着「東主有喜」的標語，他便會繼續痛苦下去，那時候，不再有朋友和家人來陪他吃飯、旅行
，世界將變成一個巨大的、不斷掙扎的喉嚨，而他將活在這個痛苦的喉嚨直到永遠。現在，他的片刻寧靜不過是用錢換來的。

他轉念一想，到底這種痛是藥癮還是疾病﹖恐怕他也分不清癮和病的界線，但他肯定自己將繼續沉淪，在類固醇的鎮痛作用和痛苦間反覆徘徊，完成了一生。

他回到家裡，他的同房朋友恰好睡醒，這一次輪到他的朋友下去了，當他朋友回來時，問他說，這天報紙有優惠，許多人排隊買報紙，你看見嗎﹖他說，是嗎，我沒有留意。

游離者的手記

I.  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

「我還記得青年時讀過卡繆的《局外人》，全書第一句是 “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後面的我可記不起了，」一個朋友拿起爸爸的一本書，反覆提及這一句話，「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今天，媽媽死了！』」後來我拿起這本書，揭到第一頁，心裏想，如果他立即補充後面的一句話﹕”Ce n’est pas de ma faute.” (那不是我的錯)，那肯定有趣多了，而且會產生一種滑稽的效果，可那是事實。一個局外人不需要為誰的死而負責任，他也沒有權決定自己該向誰負責任。

那是一個挺熱鬧的夜晚，爸爸和媽媽的朋友—一對夫婦，環顧著我們的房間，那邊廂是一種到處觀光者到處遊逛的心情，這邊廂是一種客氣得可以用手捧起一箱唱片的態度，我是開玩笑的，因為這是人們見怪不怪的事情。人們來訪的時候，總是指手劃腳，嘆為觀止，比如說，你的水族箱真大，大得可可以把頭顱伸進去﹔你的衣櫃真大，大得可以把一個大肥佬塞進裏面去﹔還有，牆上的掛畫真漂亮，哦！這就是Robert Doisneau在1945年拍下的經典照片啊！或者是，嗨！你家的書櫃挺大喲，到了你家，就知道甚麼是「坐擁書城」了！諸如此類不可勝數的恭維話，要說出來並不困難。

然而，他們倆說的是﹕「回去香港後，我們也要兒子來學德語！」我記得，他們的兒子具備中七程度，在一間志願機構裏當義工，每週上教會，還在那裏結識了女朋友，這不是一種艱難而痛苦的生活，為何要他學一種很難學懂的外國語言呢﹖畢竟德語不是一種對初學者怎麼友善的語言。這樣說似乎很酷，不過，”Ce n’est pas de ma faute”。更何況，我認識許多學外語的人，他們中間當然不乏努力學習的人，不過也不乏奢望輕易蒙混過關者，或者想藉此充斥門面知識者，但大部份人更為可惜，他們礙於工作或各種理由，最終仍然不得不放棄學習之途。 在甚麼時候，一個「局外人」才是有錯的﹖也許當他不再是局外人的時候，當他背負著許多諸如此類的責任時，比如說民族情操、公民義務、家庭責任，他就是有罪的，他就總會犯錯。正如基督教教義所說，「只要」一個嬰孩從母親的肚裏鑽出來，那麼他日後就是有罪的。可是世上總是充滿許多註定要犯錯的人。家庭和人際網絡中充滿那麼多的情感關懷、義務和承諾，還有從中生出來無窮無盡的責任感和誓願，那樣人們就總會犯錯，或者註定有原罪。不過，人們沒可能一輩子做「局外人」。即使是這樣，他們還是可以在生活的片斷裏做個「局外人」，他們為了暫時逃避現實而作出這種具創意但也越軌的嘗試，當然，這種嘗試不是長期的。 我還沒有讀過《局外人》，不知道這是否卡繆的想法，說到底這只是我的想法﹔不過，我就是這樣子來到廣州牙牙學語。我以這語言為傲，是它啟發了我學習的熱忱。


II.  「同學，醒來吧！」

十二月的早晨，五點半，晨光未現，天空昏暗得像一塊發霉的蔥油餅，我的鬧鐘和手提電話吵醒了我，為了別吵醒我的家人，我連忙把它們一一關掉。接下來就是刷牙、洗臉和吃早餐，我時不時望向沙發旁邊的茶几，那裏放著一座小小的擺鐘，露台的玻璃門黑沉沉的，透過這道玻璃門可以看見對面的宅子有沒有開燈。我掀開客廳的吊燈，有時候我會悄悄地關上家人的房門，免得讓強光刺激他們的瞳孔，可是走到餐桌前又把椅子撞出聲音。 因為寒冷的緣故，有時候我們會把玻璃門緊緊閉合，可是隆冬時還聽得見北風在外面怒吼的聲音，那麼低沉，那麼持久，它在門閂和窗扉外等待著你，像真正的背景音樂，你微微感覺得到它的存在，可是它從不喧賓奪主，又似冥冥中註定要留給世人消受的恐怖似的。但我也管不了那麼多，我只有半個鐘頭時間吃早餐，收拾課本，穿衣服，於是我匆匆穿上一件外套，穿上襪子，一邊綁上鞋帶，一邊悄悄地關上鐵閘。

我住的單位位於一排六層式宅院內，出了宅院以後，便是一條鋪滿赭紅色長方形街磚的小徑，一條小溪在旁邊靜靜地淌流。在隆冬季節，沿路躺滿了蚯蚓的屍體，而且一路寒冷，幾乎沒有蟲聲和鳥鳴，如果月亮也有聲音的話，那就是月亮敲打流水擊出水花的聲音。有時，我用一種類似《枕草子》的旁觀者角度來設想﹕一個人在黑暗中，在月下趕路上學，那種感覺一定是很特別的，只有月亮知道我走到哪裏，而停泊在小徑盡頭馬路口的汽車因為主人離開了它們而熟睡。

每天早上六點鐘，祈福新村開出第一班村內穿梭巴士，從海晴居、福怡路、半山區開往巴士總站的首班巴士，都在這時候到達各巴士終站。到達他們的「起點」後，司機按了開門掣，大搖大擺地從巴士裏走出來，站在巴士站蓋頂下發呆，望著手錶，望著海晴居門前種植的一大排棕櫚樹，等待巴士開出的時間。如果上司批准的話，說不準他會從襯衫的口袋裏，拿出扁平的香煙包，然後掏出香煙和點火機，優閑地蹲在地上抽煙。在上學期隆冬的歲月裏，我經常趕上搭第一班從海晴居到巴士總站的村內巴士，在所有人出門上班以前，搭上頭班村內巴士，裏面只有一兩個乘客，我不說一句再見就走了，然後回望人家那些黑漆漆的露台，彷彿自言自語說﹕看吧！他們還沒有我那麼早起床，可我真的要離開這裏了，我必須秘密地離開了，不能讓他們知道啊！這是一種奇異而私密的快感，相當於一個懶惰學生的自虐。

村內巴士駛到巴士總站旁邊的馬路就停下來，人們紛紛下車，匆匆跑過還是靜闃闃的馬路，有些人跑到巴士總站的售票間買來往車票，他們準備乘搭來往廣州和祈福的穿梭巴士，這個時候，天空仍然是漆黑一片，偶爾在雲端瞧見月弦的餘光，雖然人們預料太陽快將抬頭出迎了，但即使穿梭巴士離開祈福新村的時候，黑暗仍然籠罩著大地。 穿梭巴士司機開了燈照清駕駛座上的按掣，然後為了節省電的緣故，又把燈光關上了，我本來想看看書也沒有法子，而找到座位的人則像小鳥歸巢般黏附在絨布造的沙發座椅上，昏昏欲睡。巴士從巴士總站和祈福醫院中間的馬路出發，拐了彎，又轉回祈福新村村口外面正在修築的公路，這條公路連接鍾村和市橋，直至今年一、二月以前，這條公路仍未築好，路面上經常飄揚起建築用的泥沙。為免剛剛鋪好的混凝土路面過早乾涸，與新鋪上的混凝土因為冷縮熱漲而產生龜裂，工人在混凝土路面用泥土砌上方形的阡陌，阡陌中間注滿了水，在香港，築路工人會在混凝土底下鋪一塊紙膜，然後才倒下混凝土，但這裏築路的技術當然比不上香港的，尤其是祈福新村村口外的公路，遠遠高於祈福新村村內的馬路，而村口的草坪地有一半被修築公路時鋪上的泥沙淹沒，還會令人聯想到埋在沙土中的古城。

穿梭巴士沿著這條路，經過高速公路上面的高架天橋，駛往直達廣州的高速公路上去。從祈福新村到廣深高速公路，必須經過鍾村，而我們的穿梭巴士經過一道雙行線高速公路，兩邊松柏翦翦，矮小的山丘被工人們鑿成童山濯濯的樣子，在十二月，這裏的天空微微啟明的，廣深高速公路兩邊矗立著一些三層式鄉村建築，偶爾會看見一兩間車行、硬膠雕塑品製造工場、外觀像歐洲宮廷建築的酒樓，還有其他豪宅花園之類的住宅，例如碧桂園等建築物，只要是沒有歷史感的建築物，就到處可見。簇新而寬濶的高速公路向四處伸展，然而更廣闊的天空佔據了一半視野，我在到處都是高樓大廈的香港，很少見到如此一大片如同廢車場般的天空。

然後就是不斷的過橋。沿著廣州大道南，從番禺到廣州市區，穿梭巴士必須渡過好幾條河。在廣州市區以南有好幾座大橋，比如洛溪大橋、沙溪大橋。過了洛溪大橋便是廣州市，洛溪河畔挺熱鬧的，這裏矗立著許多豪宅洋房，比如洛溪新城，附近有一個巴士總站。每座花園都擁有各自色調統一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都是仿洋式的，也不乏亞洲仿洋式建築的空洞風格，我記得當中有一座高聳而仿照鐘樓外觀而建成的商場。

當巴士離開關卡，開始駛上古舊的洛溪天橋，我回望身後的洛溪市區，只見一片赭紅色的、櫛比鱗次的屋頂，在遠處隱約看見住宅群中的一點山色，而在洛溪北岸一座古老的船廠，最引起我的注意。當穿梭巴士駛過中間隆起的洛溪大橋，便可以透過向西的窗玻璃，看見一幢舊式建築物，屋頂上豎立著許多方塊字鐵牌，拼成—「中海有限公司安圍船廠」，當巴士駛近天橋近江邊處，我會看見那黑色的船道上架著許多尚待完成的船體，工人站在漆紅的船體裏，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傍晚，我還會看見船桅上亮著訊號燈，船體內閃耀著星星之火，那是造船工人在船上燒焊，這座船塢是在整整兩個小時的路程中最令我著迷的建築物之一。

廣州給我的印象，似乎是只有低矮的樓房，還有到處都是蜿蜒曲折的高架天橋。關於前者，那似乎是因為離開了石屎森林，總會別的城市發現天空的廣濶﹔關於後者，必須解釋一下﹕這幾年廣州發展得太快了，可是馬路紊亂，無法適應大都會的要求。他們以為不斷建築像冷線球般的立交橋，就可以解決交通問題，可是一旦天橋建成了，即使後來發現是障礙，也不能輕易的拆掉。廣州市過份倚賴這些立交橋，但我可不認為這些良寙不齊的立交橋真的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尤其是滂沱大雨的時候，天橋上的車輛更像趕赴前線的運兵車在要塞公路上排成一條長蛇。

十二月畢竟是會過去的。三月過後，每天起床的時候，只見天空泛著沒有生氣的晨光，當我步出家門時，白天已把已把凌晨時殘留的神秘氣氛驅走，這平凡的景色根本沒有甚麼好看，大概是因為夜色把一初醜陋的東西都變成美麗了，在殘酷的日光下，每個人必須面對自己的得失，世界沒有夢，也不會來哄騙你。

每天清晨躺在味道不太好的車廂裏，看窗外的路人在趕路，感覺自己也是他們的一份子。祈福穿梭巴士在我矇矓之際停了許多次，每次停下，總有幾個人匆匆下了車，然後消失在人群中，再也尋找不到他們的蹤影。時間大約是七點鐘左右吧，街道上已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上班族，無論街景是一面髹成白色的磚牆，還是幾幢地面賣雜貨的建築物，抑或是一排高聳入雲的商貿大廈，景觀都是一樣，無甚差異。我只管在中轉站的華泰酒店下車，然後冒著來往如鯽的車輛，匆匆跑過東風路對面，直到執信中學正門巴士站，然後，我便趕緊擠進我的第二程巴士—223號巴士。

也許是因為百無聊賴的緣故，我總愛研究在城市周圍有哪些高樓大廈和公園，對我來說，這也是新鮮的事物，一個外來人興許會對廣州的一切感到陌生，他會想辦法弄清楚這些密麻麻的建築物，當中有甚麼歷史，糾纏著甚麼關係，從中瞭解廣州這一代人的生活形態和思想。起初，這些街名、路名、區名、建築物的名稱，只是地圖上密匝匝的名字，但到了後來，你不單攪清楚它們的位置，它們還會勾起你的各種回憶和想像。

但我每天畢竟像廣州上班族般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也沒有甚麼餘暇去看甚麼城市古蹟或者公園，甚麼黃花崗公園、烈士陵園、廣州動物園、白雲索道，不過是匆匆忙忙之間幾個中途站而已，梧桐葉不斷凋零，落在人行道上，人為了倥傯的生活而面容憔悴，這就是生活，它從來不會騙你，如果你口袋裏的錢湊不夠的話，就是上不了車，就是買不了菜。 然而夢境還沒有結束，即使上課的時候，你的眼瞼也許像達利畫中的皮肉一樣耷拉下來，半小時前乘客擠上公車的情景仍然活靈活現，但經歷將有所不同，直至老師狠狠望你一眼，而同學們在旁邊催促你醒來。


III.  祈福新邨﹕鄉村裡的異域

一天，我跟著母親到市橋的梅村酒樓吃飯，我腳步利索，先去佔位子，結果佔了一張大桌子的一角，同桌的還有幾個來自鍾村的男人，其中一個看來是他的大哥，坐在他左邊的男人對著我直愣愣地微笑。那大哥模樣的問我說﹕

「你還在讀書嗎﹖」

「沒錯。」

「是大學嗎﹖在番禺還是在廣州﹖」

他說得有條不紊，看上去不像村裏人，倒像在市鎮內一間公安廳裏辦事的。我沒有像傾盆之水般，一五一十跟他講個明白，只是就關鍵的問題回答了他幾句。為了不讓他覺得我是香港人，我就用普通話回答。

我的母親來了，那人問我們說﹕「你們是本地人嗎﹖還是住在祈福那邊的﹖」我的母親告訴他們說，我們都是住在祈福新村的香港人。那人就用慣常的口吻說﹕「你的兒子真有心，星期六還陪你來飲茶，他的普通話也講得不錯呀！」而且還用村裏人慣常的口吻說﹕「他還在讀書，這真是好啊！年青人應該多讀點書啊！要是我年青時有機會的話，也會讀多點書。我也教我的孩子，要讀好點書，將來在這競爭激烈的社會上立足。」

我慣常地付之一笑，對我來說，語言能力只是一種生存必備的能力而已，這也是事實，身處陌生的地方，與黑眼睛、黃皮膚，有著共同血脈的人們一起生活，雖然我沒有正式學過普通話，可是起碼一點點共通語言還要懂得的，可是面前這幾個男人都是操廣東話的，只是我穿得比他們光鮮了點，這可令我感到有種另類的尷尬。

母親與他們打開了話匣子，那男人是鍾村一間裝修物料公司的老闆，姓簡，另外兩人一個姓簡，一個姓鍾，都是他的伙記，於是我的母親就跟他談起番禺在這幾年間高速的經濟發展，談到市橋這幾年來的卡拉OK比廣州市的要興旺，談到廣州人的生活模式，許多低收入的廣州人怎樣裝點門面，還有祈福新村也找他們(鍾村一帶的居民)來做裝修，因為外地的裝修工人做的素質不佳，所以他們也知道祈福新村的裝修物料要求，等等。我聽著他們大談這一類的話題，漸漸知道身邊發生的事情，與及這些事情發展的趨勢，比如說，在鍾村，許多村民都幹上裝修這行業，又或者他們喜歡把村屋改蓋成美侖美奐的大房子，可是生活還是沒有著落。

他還跟我們說﹕「村裏人曾想把我選為村長，可是我不想當。」我們問他何故，他說﹕「村裏人選了你出來，還不過是為了找點著數，他日你當上了村長，遇到甚麼與村裏利益攸關的事情時，總會來求你，賄賂你，你就不得不將就他們這一點利益了。」

從閒談中，我仍然感到自己是個住在祈福新村的香港人，雖說祈福新村與鍾村近在咫尺，也處於鍾村包圍之中，可是這一塊地方畢竟是一塊「異地」。我的父親之所以揀選了祈福新村，不單因為價錢比碧桂園便宜，而且配套設施完善，也是因為這裏靠近鍾村—他童年生活過的地方，這是有點弔詭的，儘管還不到大做文章的地步。

一次回到香港，一位朋友問我﹕「你何不寫一篇關於祈福新村的文章﹖」其實那時候我也醞釀著這念頭，不過一個未經深思熟慮而著筆的題材，很容易被光陰沖洗淨盡。然而我相信，這並非一個普通的題材，這十幾年來，國內房地產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大型亳宅鋪天蓋地般從鄉村的泥土裏冒出來，可是不論在廣東還是在國內，祈福新村都是一個獨特的案例。

大約十多年前，一個在商場中掙扎的房地產商人在鍾村買下一塊寬闊的棄地，他買下那塊地後，把它悉心經營，起初他計劃在這塊地片上蓋一些渡假式洋樓別墅，以中、低檔的價錢，吸引香港一般市民和內地一些中產階級，後來見反應熱烈，於是越蓋越多，到了現在，由鍾村到大夫山的山腰，都佈滿了各種各樣的建築物，在不同時期建成的住宅大樓，除市場對象不同外，風格和類型也不同，最舊一期的主要僅為四、五層式別墅洋房，設計比較老套，質料欠佳，而最近一期的天湖居是高聳入雲的住宅大廈，類似香港居者有其屋的外型。據說，老闆需要更多周轉的現金，所以更需要用一樣大的地方，蓋更高的樓房，從更多住客身上賺取利潤，而且在山腰上或者在邊陲地帶，蓋高聳的樓房，不會破壞整體的景觀。

現在祈福集團的目標放遠了，他們興建一個樂園式的豪宅洋房，這裏不單有豪宅洋房，還有一個自給自足的多功能社區，這裏有購物百貨商場，有書店、唱片舖、衣服店，有茶餐廳和咖啡廳，村裏的居民不用到廣州市區醫院去求診，只消乘搭村內巴士到祈福醫院便行了，祈福集團也重金禮聘國內有名的醫生。祈福新村擁有自己的「國際學校」，甚至在以免學費教育為餌，網羅市橋區各中、小學校高材生，然後，假若這些高材生中有人考入國內一級大學的話，就大肆宣傳，聽說祈福國際英語學校的學費也相當昂貴，相當於本地的貴族學校。每晚，當祈福新村的居民看電視節目的時候，他們也會看到由祈福新村電訊部門的人員加插進去的宣傳廣告和住戶通知。祈福新村的康健服務和體育中心也是其他豪宅所望塵莫及的，在海晴居等住宅區內，都有一間健身中心和便利店。另外，在祈福新村會舍大堂裏豎立著一塊廣告牌，向居民介紹祈福新村的自然療法中心，那是「全中國唯一一間自然療法中心」。

現在祈福新村打算在巴士總站和祈福醫院之間的空地上興建一幢名為「活力花園」的大型消閑購物商場，現在整座大廈的混凝土外牆已經造好了，這幢商場也算得上頗有規模，日後也許能夠把祈福新村帶旺起來，加上從江夏至番禺市橋區的地鐵新幹線即將竣工，相信日後祈福新村即將成為「市中之市」，這簡直就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夢想。不單如此，這更加是一場革命，以往這些豪宅不過佔據了路邊的一隅，就像濱江花園、麗江花園這些高級住宅大廈，不過是豎立在那裏，與其他住宅大樓比鄰而建，而祈福新村卻變相成為番禺區的一個行政區域，自成一國，而且它還會像八爪魚般不斷伸展出去，鍾村具備經濟潛力，其地租價格亦不斷攀升，肯定會成為祈福新村擴展的目標。這在過往十年間是不可能的，相信在往後十年間將有機會成為事實，這就是祈福新村值得深思的地方。

祈福新村可說是個小小的聯合國，這裏有來自各地的住客，但主要是香港人和國內較富有的一群，他們各佔約一半人口，餘下來的就是些韓國人、德國人、俄國人、甚至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一次，我在村內商舖之間的街道上，聽到一個女人用德語跟另一個說﹕「我們就去了購物。」我已經肯定在海晴居還住了一戶德國人家，還在村內巴士上碰到他們，母親跟兒子說話，大概是我們一起去吃飯，而我的母親早前還說他曾經跟一個德國女人交談。那個女人說，她的丈夫就西門子在國內的分公司裏工作。我曾經在穿梭巴士裏聽見一個貌似中國人的黑髮女人打手提電話，她的口音接近俄語，也曾經在巴士總站聽見好幾個女人用韓語交談。算起來，祈福的定居人口也差不多幾萬人，其中大多是內地人，他們中間有許多在政府當公務員，有些是老闆，但都希望在此置業，所以他們買下單位，他們也成為祈福新村各類配套設施的主要顧客。而碧桂園的對象一般是中產階級的香港人及少數擁有汽車的內地富戶。

在香港置業通常是供樓的，然在祈福新村置業則沒有這種便利，祈福新村每座單住約五十萬人民幣，而且是乾乾淨淨的一次性買賣，相信樓價將會隨著買樓人數及地價而飆升，有增無已。說到底，祈福新村只不過是一群有錢買樓的人住在一起而已，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不過偶然住在一起而已。在星期六上午，當你步出家門後，一路上經常遇到穿著高挑的身影，那是體態撩人的女人，穿著鬆弛的連衣裙，抱著孩子出來散步，有時呼朋喚友，有時還會帶著母親或岳母，她們把小孩子帶到小徑中央的花圃，或帶到公園的噴池，，讓小孩子玩追迷藏、嬉水，或在花園的草坪上玩耍。你很難想像到，這些人來自甚麼地方，有甚麼經歷，這就是所謂「陌生」。

近幾年來在廣州有許多外省人發跡，賺了錢，或者生活寬裕起來，其中有不少搬來祈福新村，當中也有不少人出身於鄉村。聽母親說，她曾經看見一個老太婆在垃圾筒裏撿拾人家扔掉的紙板，彷彿可以拿出去賣似的，我將信將疑，可是後來我親眼目睹一樁不怎麼雅緻的事情了—一個老女人在巴士站後面的長椅上，雙手捧起穿開襠褲的孫兒，讓他往巴士總站的地面上撒尿，我看見這情景，目瞪口呆，畢竟這是公眾場所，是人來人往的地方，而那鋪滿街磚的地面也不是公園的泥地，也許那是中國鄉村的氣息吧！

在這些住客看來，祈福新村是一片綠草如茵的樂園，只要離開家門，到小徑上漫步，就會穿過一道又一道短狹的街巷，就可散步、溜狗、帶小孩子到水池裏嬉戲。住在這裏的人，別出心裁地把露台佈置各種古怪的玩意，例如從新年開始掛上紅燈籠，貼上揮春，這是令人感到礙眼的。而住在地面一層的住客把前園佈置成各款小橋流水的模樣，結果，不單他們自己可以欣賞，也惠及了路過的途人。海晴居的街巷其實是兩排洋房中間的小徑，小徑旁邊栽種不少樹木，又有流水圍繞，有點像園林藝術的景象，沿著這些街巷走出去，直到海晴居的盡頭，再穿過一條馬路，對面是另一期的建築。每一期都有各自的花園，風格略有差異。可是，當你從祈福醫院往鍾村的方向走，你會發現另一個世界，尤其是在晚上，你望著遠方呆滯的燈光，有些從工廠，有些從鄉村的宅院裏閃出，你便感覺到這是一道界線，TERRITORY，或者會令你產生幻滅感(disillusion)，因為你的眼睛突然觸及到現實的世界，你知道，世界還真實地存在著，這些園林宅院不過是在骯髒邋遢的現實世界中一塊小小的異域而已，它被無所不在的現實包圍著，它與現實隔籬但又互相緊密接觸、聯繫，像珊瑚群一般同生共死，又像一個滲水的布袋包裹著一株水生植物。於是你再回頭看身後漂亮的豪宅洋房，當然，你會覺得很虛假，但也會明白世界是由一塊塊拼圖的泥板銜接而成的，而且板塊與板塊之間尚在衝突之中，老實說，活在虛假中，既知道它是虛假，但也承認這種虛假，是最愜意的事情。

祈福新村肯定令許多鍾村人感到眼紅，這裏原本是一塊爛地，現在卻升價百倍，而市橋區的居民也會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祈福新村今日的成績，祈福新村變相形同獨立王國，但市橋區今日和以後的經濟發展，也有部份仰賴祈福新村的發展。而在祈福新村置業的人，也會感覺到自己居住的天地與外間的世界殊異！ 這種感覺又是碧桂園所沒有的。碧桂園只是一小撮的別墅洋房，而且與外界格外疏離，就像沿路發現另一間汽車分銷中心或大型購廣場似的，在它四周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但它面積不大，況且住客很容易就把四周的世界一覽無遺，而祈福新村卻是一個城堡，是里爾克或者卡夫卡生活中的城堡(Schloss)！在這城堡裏，設施一應俱全，你可以把自己鎖(schliessen)在裏面，事實上這也是一個令人感到安全而荒蕪的大觀園。然而，這種城堡的生活又是愜意的，至少，如果你不去打擾人家，不求建立太多的人際關係，不求太多眩人耳目的娛樂，像守住蝸殼般安居，那已是最大的幸福了。有時候，我寧願以一種隱遁者的心態過活，表面上不關心外界的事情，但又無時無刻地感覺到世界與我息息相關。  


IV.  「同學是怎樣認識的﹖」

從我踏入外貿四教(西語學院)的第一天開始，德語就像我體內被喚醒的一個器官，我感謝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沒有他們，我不會那麼迅速學好這一門外語。這樣說好像有點高傲，有點怪裏怪氣的，像金像奬得主站在台上熱淚盈眶地說﹕「我要感謝A先生、B先生，還有最重要的C先生，沒有他的……我就不會……」不過，有些事情所帶來的快感，是無法想像的，只能從經驗去體會。 廣東外語及外貿學院，簡稱「廣外」，從廣州市地圖上看起來好像不太起眼，因為它位置偏僻，就在白雲區靠近花都一帶地區，附近是江夏村。可是聽說詩人柏樺也是在這裏唸英語的，聽上去就覺得挺特別的。它的西語學院為外國留學生提供各種外語課程，除德語外，還有英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俄語和法語﹔而我唸的是為預備出國留學生而設的德語初級精讀班。

我還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時候，我望著外語學院的正門，一路上茫茫的人群，感覺沒有著落。課程在九月已經開始了，而我，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中才插班的學生，學校也不減收學費，一律照收五千七百圓正。我沒有課本，在第一堂課的時候，老師吩咐我坐在一位樣子娟好的女同學旁邊看她的課本，到了休息的時候，一位樣子有點兇惡但很喜歡跟女孩子閑聊的男同學，經過時瞅也不瞅一眼便走了。在開始的兩個禮拜裏，我表現得沉默、靦腆、不怎麼跟人談話，因為我不知應該怎樣入題，也不知他們怎樣看我，但以前我在香港唸過德語，老師問我的問題，我還是一一回答了，而且回答得還不錯。於是同學們對這個從香港來的插班生感到很詫異，覺得我的德語水平很不錯，可是由於這位插班生平時不多說話，所以也沒有人怎麼跟他搭腔。

同學們都來自五湖四海，全都為了出國留學而來到這裏讀書，這課程不同本科課程，收生準則也很寬鬆，只要付了錢便可以來上課。小楊是個來自廣州的男生，但在武漢唸獸醫科畢業，他渴望到漢諾威讀獸醫。小羅是個十六歲的初中生，祖藉湖北宜昌，但家在深圳，學了三年鋼琴就預備遠赴維也納音樂學院考鋼琴。小張是個來自電白的女生，她在廣州唸經濟。小歐是個郴州姑娘，唸完商科英語後當了幾年銷售工作，一位德國朋友打算接她到漢堡替他的公司工作。老鄭在華工唸工程畢業，畢業後在報館裏當技師，因為他的叔父在卡爾斯魯厄開餐廳，表示可以供書教學，所以他打算到那裏讀機械工程。班長老周來自安徽，全班只有他曾在廣外讀書，畢業後他在中國銀行裏工作，辭工以後來進修，他打算在德國讀日耳曼語言文學。而來自韶關，生性活潑開朗的小孫，則是在中山大學唸生物系畢業的，他在課餘時練習跳舞，他希望在柏林讀生物，也希望在德國當上舞台指導。而第一天跟我坐在一起的女同學姓倪，她跟小羅一樣是宜昌人，也是從深圳過來讀書，後來因為考廣外研究生的關係，就沒有來上課了。

在上學期，除了一個從德國外國留學生交流部(DAAD)派駐廣州的老師外，其餘所有老師都中國人，全女班，包括那位德裔老師的太太(她負責語法課)、一位老資格的羅老師(她負責聽力課)，還有一位來自山東的風趣幽默的胡老師(她負責閱讀理解課)，德裔老師負責口頭練習課。每天課堂上教了很多單詞，其中有些是以前在歌德學院裏學過但已經忘記了的，我們學懂各類食物、各類傢俬以致所有名詞的性別和讀音，學會了各種基本語法，還有口語中慣用的語句，這都是不可或缺的。德國老師我就叫作格里澤先生，他來自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波鴻市，是個虎背熊腰的中年男人，格里澤太太看似是上海人，她在德國已經生活了五年時間，她說的德語很標準。 格里澤太太總是穿著花花綠綠的長裙上課，起初我們覺得她比較嚴肅，不苟言笑，後來漸漸跟我們熟了，我們也發現原來她也有自己一套從德國人那裏學到的幽默感。可是她也是個很細心的好人，如果你沒上一堂課的話，那麼在下一堂課，她會親自把上一堂課的習作紙遞給你，甚至如果你不小心丟掉一支鉛筆，她也會替你拾起那支筆，大概她覺得我們很認真的緣故吧！她先生比她風趣多了。起初，因為他是個老外，不懂講普通話，所以我們也沒有在課堂多講兩句話，我們唸熟後，他常常跟我們一起笑，還會與我們說笑話，為課堂增添不少氣氛。

我漸漸的習慣學校的生活，在西語學院背後是一條長長的馬路—雲林四路，馬路位於西語學院旁邊，向西一直通向學校的北大門，往東連接通往學校教師宿舍的雲溪五路。有時候，我在家吃過早餐，但肚子仍然覺得餓，就到雲林四路旁邊的小食販賣店那裏買小籠包和咖啡，或者往北大門外邊的小販那裏買豆漿和蔥油餅，小籠包五毛錢一件，喝咖啡則比較奢侈，一包紙盒咖啡要付三塊錢，不管怎樣，我總是樂在其中，看著打扮得漂亮的女學生經過，啜飲冰凍的咖啡，提著半熱半冷的小籠包，大啖大啖的吃。馬路上經常揚起沙塵，有時候還會有滿載泥沙的運泥車經過，惹得塵土飛揚。下學季上課的教室，窗口正好對著這條馬路，我們便聽見吵耳的蟬聲，而如果是下雨打雷的話，靠近門口處就會聽見響當當的雨聲和雷鳴。

步出學校北門後，經過一塊充滿水漥的爛地，便是北校園區的商舖，其中大部份都是各類各樣的食肆，從川菜湘菜到廣東式酒樓，一應俱全，如果再經過相思河和服務區往北走，還會找到一些賣糖水雪糕或者福建沙縣小食的食肆。中午的時候，我們總為了到哪裏吃飯而惆悵，有時我們著力遊說那些往學校飯堂吃飯的同學跟我們一道到這些食肆裏吃飯。老鄭是食肉動物，他總是嚷著到燒臘專賣店吃飯﹔而我早已吃厭了葷肉，想吃東北餃子，當然軟硬兼施，遊說他改變主意。我們很快就妥協了，最後我們經常到了一間名為「水煮魚鄉」的川粵渝菜館吃飯，或者勸服他長途跋涉走到服務區以北的食肆，在這些飯店裏只消五塊錢就可以點最便宜的碟頭飯，另送一碗味道如同開水的清湯。有時我們走到昂貴一點的「小湘匯」裏吃飯，平均每個人點一碗飯和一碟小菜，湊合一些比較便宜的農家小菜，例如清沙土豆絲或者雪里紅肉沫等，結賬時每個人只消十多塊錢。這些食店的樓梯和走廊往往相當狹窄，但都有兩層，我們一定揀選樓上雅座。其中服務區的食肆全是無牌經營的店舖，所以當衛生部的人員來掃場後，整個服務區便變得十室九空的，我們也只好到別的地方去。

老鄭是個香港迷，他愛看無線電視節目，從電視機和各種傳媒認識到香港的優點，這正與國內社會種種沉疴形成鮮明對比，所以他的其中一個願望便是成為香港人，也是全班唯一一個全職工作的同學。他身材不高，其貌不揚，報社的夜班工作使他的樣子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老，也酷似一個每日營營役役為口奔馳的香港人。他是情場高手，從中學至今的女朋友有多少也數不清，無數離離合合的經驗，使他格外感受到「曾經滄海難為水」，特別冀望得到「最基本的愛情」，兩個人長相廝守。我經常與他爭論這些問題，我認為一輩子未必找得到這種愛情和婚姻關係，而他的結論是近乎宗教性的，他認為自己本應歸皈基督教，因為一個人有了一定的人生經歷後，便會相信世上必定有上帝，相信真摰的情愛，要不然便會感到很灰暗，很快便會完蛋。後來因為叔父離婚，經濟出現困難，而且有了新女朋友，而放棄了到德國讀書的念頭，我聽到他的決定，不禁為他感到惋惜。

小羅是其中最特別的同學，他不單是個會耍小聰明的十六歲男生，也很能理解那些超出他年齡的事情，而且他對音樂的知識，也可能比得上讀音樂的大學生，這樣一個頑皮的少年人，既堅持純正而嚴肅的古典音樂，又無法容忍那些欠缺創意的作品。我剛剛來的時候，他就常常跟小張聊天，談古典音樂的各種流派，談誰演奏的巴赫、蕭邦、李斯特和德彪西最好，談《水之嬉戲》、《羅馬之松》、《布蘭之歌》，我慢慢跟他們混熟了。一次，我們在課堂上做語法練習，那是一段介紹舒曼的文字，我們很快就聊起舒曼、克拉拉‧舒曼和布拉姆斯之間的曖昧關係，還有斯特拉文斯基。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偶像」是斯特拉文斯基，他尊重蕭斯塔科維奇遠甚於李斯特。而小張的見聞也很厲害，還沒有怎麼聽過古典音樂唱片，就說她聽過梅西安的鋼琴曲集《鳥鳴錄》(le catalogue des oiseaux)，而且還很喜歡。後來我也借了不少唱片給她聽，其中就有不少是我認為珍貴的唱片，其中有不少是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還有我認為在內地不容易找到的，並且值得一聽的唱片，我都借給她聽了。她比我和老鄭年輕多了，以前在一間工廠裏當翻譯，現在有時候還回去幫手，賺一點外快，小張也因為這個緣故而不得不押後往德國讀書的夢想。

從樣貌看，班長老周是個典型的安徽人，在性格上也是，他住在學校男生宿舍裏，從上學期開始，他就跟小孫諗熟起來。他讀大學的時候，在校內兼讀德語，現在全班德語水平最高的也是他。起初，我覺得他總是比較文靜，不苟言笑的，每天很努力地背每一個單詞，上課時用一些較複雜的詞語做句子。後來發覺他的話題總是圍繞著女人和金錢，而且還跟我們講一些粗語和與性有關的詞語，我們就嘲笑他滿腦子是”Frauen”(女人)。他是個大男孩，像內地許多同學一樣整天到晚在上網聊天，但他也在網上設立了一個聊天室，供我們聚首。到了下學期時，德語系的一名教授給我們上閱讀理解課，他要我們作文，老周就開了一個BLOG網站，收錄自己的作文，其中一篇題目是《我的志願》，他的志願是將來當上國家領導人，改革金融、貨幣和銀行制度，革除種種弊端。我看了他的文章後覺得很鬱悶，因為充滿了政治正確的觀點，而且看起來還是很理想主義的。

到了下學期，我們中間來了幾位新同學，其中一位是來自菲律賓的福格勒太太，她以前在歌德學院裏學過一點點德語，所以現在學起來格外吃力，而且她也是個典型的菲律賓女人，熱情開朗、富於幽默感、表達能力像爆炸一般，可是在理解語言邏輯方面較吃力。這個學期她也學得挺辛苦，而且她常常跟丈夫出外旅遊，也許沒有時間溫習，後來她頗為惋惜地跟我說﹕也許她要再重讀一些基礎課程。

福格勒太太的丈夫是德國人，他們家住廣州白雲堡。那是一塊十分美麗的地方，建築在山腰。一次，她邀請小歐和我到她家裏作客，我們打了的，的士經過一道高架天橋，兩邊都是骯髒喧鬧的工廠建築物﹔突然間，的士在高架天橋盡頭停下來，前面是一道閘門，位於山腰上，我們一看便知道是到達了。於是我們下車，沿著山腰的行車徑走進去，小徑一邊是一些兩層式別墅，另一邊是綠油油的山坡，在山坡上矗立著其他的別墅，而福格勒太太的宅子就是小徑旁邊的其中一間別墅。這一排別墅環抱著一個圓形的人工泳池，每幢別墅的主人都可以打開露台的圍欄，到泳池游泳。沿途綠草如茵，住宅的門窗都是木造的，髹上淡綠色，我看得目瞪口呆，還以為是香港半山區的高尚住宅區哩！

匆匆大半年，剎那間便過去了，而感覺有點迷失，可是也適應了學校的生活，雖然有時候上課會昏昏欲睡，或者會遲到，而且生活單調乏味。光陰荏苒，回想自己從課堂上學到的好像不算多，可是認認真真的算起來也不能算少，起碼我學懂了許多單詞，為我的語言能力打下了基礎。可惜的是，在上學期的十四、五個同學中，只有七、八個同學繼續在這裏讀下學期的課程，再加上下學期加入的同學，約有十三、四人左右。畢竟這是一場德國夢，遙遠而艱苦，我們中間有多少人可以尋找到自己的德國夢，尚屬未知之數。

(2005至2006年間)

閹黨覆滅與張震遠事件的聯想

自從梁班子上台後，香港社會不靖，所有已經在曾蔭權時代顯露出端倪的腐敗氣象，迅速籠罩香江。最近張震遠事件其實只是小菜一碟，主菜一定會陸續送上。但張震遠作為梁振英的頭馬之一，雖然如今狼狽下馬，一般市民除了坐看連鎖反應外其實沒甚麼可以做。

本來沒打算討論這宗事件，只是聯想到明朝最黑暗的年代，那時候，一位太監隻手遮天，所有地方高官，甚至包括曾高呼「丟那媽，頂硬上」的民族英雄袁崇煥，都不得不為這位當時「與聖人同列」的太監魏忠賢修生祠。明僖宗的天啟七載(以下稱天啟)，真正的天子是魏忠賢，不是天啟。但在天啟駕崩，其皇弟明思宗(以下稱崇禎)登基以後，魏忠賢有感於其權力來源明僖宗不在，而繼位的崇禎不再是一件傀儡，於是不斷試探崇禎。大家都知道的，崇禎心裡其實對魏忠賢恨之入骨，但鑑於其滿朝骨幹的閹黨勢力強大，故在登位之初不得不表現出曖昧的支持，並不時試探性地向魏忠賢施加若有若無的壓力，表面上卻表現出對魏忠賢信任有嘉的樣子。

大家可能會猜度我是否將魏忠賢比喻為梁振英，而崇禎比喻為表面上梁振英必須對其交代的香港市民，並且會問張震遠是誰。是的，我說是聯想，不是對比，因為兩個時代的人物關係不能作類比。只是如果我必須說那個時代的張震遠式人物是誰的話，那麼他就是閹黨頭馬、貪賍枉法的崔呈秀。這個人是魏忠賢的軍師、文膽、二把手，不單極度貪婪，還無恥之極。他為天啟朝「五虎」之首，直呼魏忠賢為「親父」，還建議魏忠賢要盡除所有東林黨人，後內閣大學士顧秉謙、黃立極、馮銓這些閹黨人物，於天啟六年編撰《三朝要典》，將楊漣、左光斗、王之寀、魏大中等朝臣一網打盡，這些東林黨人之死，都是崔呈秀的傑作。在今日梁班子裡，其實亦不乏這些如閹黨頭目的、獐頭鼠目的人，而且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全然不講道德，為了利益而結合。當然，晚明的東林黨其實也是黨同伐異的，但閹黨為了從二線升上一線的權力位置(東林黨與閹黨的對比實在與公務員和梁班子的對比有點似)，不惜千方百計阿諛奉承他們的魏公公(例如建生祠)，誣害儒生，其惡行昭著使東林黨看起來純潔無瑕。

崇禎登基後並沒與魏忠賢立即對着幹，而是透過封賜閹黨中人來麻痺他們，間中在「合理」程度上幹些事情來削弱魏忠賢的外援勢力，如天啟寵幸的乳母客氏，本身也是魏忠賢的情婦和支持者，但因為天啟駕崩而不得不退休。魏忠賢正好藉此事試探崇禎的反應，崇禎卻以客氏乳母一職已完結為因，立即批示了客氏的要求。然而當魏忠賢再度試探，著其宦官盟友王體乾提出退休時，崇禎卻以朝廷重臣為由，婉拒了王的退休要求。在這兩次試探中，魏忠賢看不出崇禎有對着幹的意圖。不單如此，後來崇禎還向魏忠賢侄兒魏良卿賜「免死鐵券」，於是魏忠賢開始放下心頭大石。

這時候，有位名為楊所修的閹黨中人，看準了閹黨及魏忠賢即將衰落的兆頭，於是想出來表態與閹黨劃清界線，但由於魏忠賢勢力太大，怕崇禎鬥倒不成，故不能把矛頭對準魏閹，於是以「不孝」為藉口，上疏參崔呈秀一本，但是崇禎沒有怪罪崔呈秀，反而好意慰勉他。不過楊所修的彈劾，很快就引起了崔呈秀的注意，雙方講數之後，楊所修為了息事寧人，於是找朋友陳爾翼來為崔呈秀辯護，並且反告自己誣蔑崔呈秀。

這場政治風波本來應該結束，但楊所修的彈劾產生了連鎖反應，閹黨中人紛紛上書，矛頭直指崔呈秀，而在閹黨楊維垣的奏本中，被彈劾的還包括魏忠賢，令魏忠賢感到了危險。事件至此，魏忠賢只好狠下心腸，犧牲崔呈秀一人，以保全自己。在一片彈劾崔呈秀的聲音中，崇禎看準了大家都把崔呈秀當作打擊對象的勢頭，勒令崔呈秀立即辭職。本來崔呈秀下台保全了魏忠賢及閹黨其他人的身家性命，但問題在於，當大家都看穿了魏忠賢連自己的頭馬都不保住，又怎會有人相信魏忠賢會保住自己﹖於是大家紛紛上疏彈劾魏忠賢，並且盡快與閹黨劃清界線，結果導致魏忠賢的迅速下台。

這個故事是在《明朝那些事兒》那裡看到的，我不能說作者的描述符合史實，但事情的發展脈絡大概差不多。事情中的崔呈秀，既是靠魏忠賢混飯吃的混官，也是閹黨之所以能維持不墜的指標，一旦為了自保而棄船，最終必定導致爪牙紛紛改弦更轍。

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維里，曾講述瓦倫蒂諾公爵波吉亞 (Cesare Borgia)任命一位將領出鎮某個被佔領城市，該城人民叛亂，該名將軍血腥鎮壓引起更大反響，波吉亞立即處死該名將領，可是以後就沒有人為他鎮壓各地的叛亂了。一個權貴人物，其統治威信必須倚靠手下爪牙，如果他妄顧手下死活，或者親自處死自己的爪牙，就沒有人會信任他。歷史不會一成不變地重複某些事情的邏輯，但事件與事件之間總有某種可資參考的相關性。至於梁振英，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第一時間決定趕走張震遠以保全自己的聲望，然而張震遠下馬一事的波瀾，似乎比之前陳茂波等事件的影響更大，而在前面幾次事件的影響下，張震遠事件更令梁班子內，個個風聲鶴唳。

當然，梁振英不會，亦不能力撐張震遠，因為這會敗壞他本來就所剩無幾的威信，但張震遠不下馬的話，梁班子裡面的醜聞，甚至內訌，一定會越演越烈。在某程度上，梁班子和閹黨一樣，都是一群想獲得利益的人，而閹黨的成員甚至比梁班子更人多勢眾，梁班子在香港政府裡不過像「孤臣逆子」。但這些朋黨沒有共同的理想，同坐一條船自為了各自的利益，大禍臨頭的時候，他們惟一想到的就是各行各路。基於此等假設，我相信香港政府在未來幾年間，只會陷入派系傾軋的局面，很難有施政上的固定方針，甚至令整個社會，土崩瓦解。

後記﹕ 其實閹黨也不是一無是處，作為閹黨首虎巨惡的崔呈秀，是個天生的理政能手。在他全力支持袁世振改鹽稅的〈綱鹽法〉，令天啟元年鹽稅收入高達二百五十萬兩(歷明朝鹽稅收入最高一年)，後由東林黨人富商李三才主持鹽稅，收入就跌到不足一百萬兩。閹黨裡有很多不少飽學詩書之士，與在哈佛畢業的張震遠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身為朋黨者，一旦為利益而結黨營私，就會迅速腐敗起來。當然，今日政壇問題不可以昔日中國之朋黨政治來比附、類比，這樣做最終仍歸於印象式評價而已。另，個人認為好友言士這篇關於CY自殺的fb文章寫得不錯﹕  http://www.facebook.com/hkcritics?hc_location=timeline

聆聽巴伐利亞電台交響的Bruckner第五 (2012年3月4日晚上小記)

感謝 Chan Hin Lung 兄獻出他的入場券，今天補了錢晚上去了文化中心聽Bayerischer Rundfunk-Symphoniker在Daniel Harding指揮下演奏Mahler兩首Knabens Wunderhorn和五首Rückert-Lieder，還有我最敬愛、最推崇的Bruckner第五交響曲。

會場內見到梁家傑、吳靄儀等人，心中以為香港的庸俗中產一味也是只懂吹噓Mahler，後來和一個朋友談起，他說這些達官貴人都是定期樂迷。這位朋友也糾正了我以為中產捧Mahler的想法，他說香港中產根本連音樂也不會去聽。他說今天在某唱片店見到一個中產模樣的人在聽Jazz，卻肯定那人沒心去聽。我對那位朋友說﹕ 大概現在香港中產連審美立場也丟棄了，他說他們的審美只局限於吃喝，和牲畜沒多大分別。

其實我對Mahler沒多大興趣，我來是為了要聽Bruckner第五。如果可以為一首交響曲獻上我的心，我會是Bruckner，尤其是第五。在這次經驗中，全奏也很震撼，但在聲音層次和節奏徐緩方面比不上大師Celibidache，也許是我太苛求了。這次經驗令我很感動，聆聽Bruckner第五是一次音樂的出神狀態，我希望和身邊的朋友分享這種超越審美的崇高體驗，這種體驗彷彿要你直面上帝的聲音，你無法迴避，你必須完全投入聲音的空間，並感受時間與及寂靜和聲音的對答，我感動得哭了。我甚至見到對面有個女孩離開座位，走到欄杆前要女帶位員勸她很久才離開。Bruckner永遠是我一生遭遇過最偉大的作曲家群中能打動我的人。

Bayerischer Rundfunk-Symphoniker由指揮Bruckner的專家Eugen Jochum成立，而巴伐利亞與Bruckner祖國奧地利一樣擁有深厚的天主教傳統，這次由他們來詮釋Bruckner該屬理所當然。Bruckner這首交響曲曾被稱為"Church of Faith"或「停頓交響曲」(Pausen-sinfonie)，其實這些「停頓」位，正是聲音的歇息或回聲的彰顯，可以從虛無中反映聲音的實在，這令我想起中世紀德國的否定神學，此一神學傳統由艾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創立，後來的神學家尼古拉‧庫薩(Nikolaus von Cues, Nicholas of Cusa)也繼承了否定神學的主張，連二十世紀的海德格也深受其影響。

聽Bruckner的交響曲是一次很有挑戰性的音樂經驗，我在全場聽見不少咳嗽聲、掉小冊子聲，第一樂章剛開始時還聽見有手機聲，指揮也不斷向樂團苦笑，看來他也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的審美貧乏感到無奈。說到這裡，我想起了James Joyce的Portrait of A Young Artist，這裡根本就是文化的wasteland、自我意識的nowhere land，我對香港越來越感到麻木和冷漠了，只有退回個人的哲學和藝術世界，才能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