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陳雲將他的政治論述整理後的著作，對於熟悉陳雲文章的讀者來說，《香港城邦論》不過將他過去文章裡的政治見解作一次完整的梳理罷了。事實上，也許陳雲亦知道書內未必有許多「前瞻性」觀點，但《城邦論》的意義在於其「整理」，「整理」可以意味着，要求讀者或受眾認真地將這些文章觀點視為陳雲個人的政治綱領，也源於不得不「整理」的「急迫」。陳雲與其他專欄文章作者不同，他帶着一套獨立的政治觀去寫作，而不僅是庸眾在日常生活甚至公共場合中的意見(doxa)。
然而，雖然對政治有一定程度的哲學觀點，陳雲面對的是作為平民百姓的受眾，所以在他心中的構思與受眾所接受的訊息之間，仍有一道鴻溝，而處於香港自治運動的浪潮中，這種錯誤詮釋的可能性也會帶來危險，但現代世界的政治運動往往潛藏危險。即使從表面上看，也能看出陳雲的文章有顯白(exoteric)和隱微(esoteric)論述的兩種層面﹕ 顯白方面就像那些被煽動的民眾情緒，隱微方面也許就是追問一個城邦的奠基問題。讀者要掌握他的真正用意，才能理解他怎樣看自己在香港自治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據一位朋友的理解，陳雲的論述近於「黃老之術」的政治觀，而筆者也曾在他為《亂世童真》一書的發佈會中，聽到他大概說過，要對付共產黨的思路，大概要想得比他們更「古怪」(如有謬誤，希望有朋友指正)。這種「古怪」相對於左翼的「正常」，當然顯得不受觀迎以致不合時宜。
如前所述，政治運動往往潛藏危險，因為政治涉及決斷(decision)的時刻，不管此一決斷是否正義，屬於多數還是少數，或者有多少實力，決斷需要訴諸「武力」(force)以「加強」(reinstate)決斷的有效性，這一定涉及暴力和命運。以往香港人對這種危險一直不察覺，即使小小的火焰也能讓他們驚慌，即使像《香港城邦論》這麼溫文爾雅的主張，也因為有個性的觀點而嚇怕了部份人。許多人覺得這本書包藏禍心，但「自治運動」卻一直旺盛，令人覺得陳雲此人比龍應台更堪稱為點火人物。如果香港出現極端主義團體甚至法西斯主義運動的話，從歷史辯證(而不是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反而可能會像毛澤東在文革時說的話﹕﹕「天下大亂，形勢大好。」雖然我並不相信任何城邦主體，因為任何未來的共同體，都必須先徹底毀滅這些身份認同、主體性、差異特徵、本質、單一性或複數性，換句話說，香港一定先要在形式、內容和本質上徹底毀滅自身﹔ 然而城邦論述作為一種「熵數」，也許能夠把香港推向一次突發事件的高峰，待它受擊衝甚至碎裂後才能浴火重生。
閱讀《香港城邦論》之初，我有如此印象﹕
1. 陳雲將「國家」與「自治」、「民主」這些原則切割，解開香港人的迷思。基於這種邏輯，陳雲認為中國大陸人民不過是奴民，並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論點﹕ 無需對中國大陸天災及社會問題表現憤慨、幸災樂禍或同情，免得被其利用。
2. 青年左翼和公民黨的確如陳雲所說的，是「泛道德主義」，面對極權主義統治者的時候，這是軟弱無力的象徵性姿態。只是陳雲所說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或不要尊嚴、理性和目的之政治抗爭才有資格抵抗大陸政權，即使這種抗爭有可能變成法西斯主義。
3. 港英殖民政府並非如陳雲所說的，建立了香港城邦的公民性格，因為「香港人」只是港英殖民統治和冷戰時期東亞經濟政策的剩餘價值。「香港」沒有主體，它本身是一種「虛無」，以剩餘價值建立城邦自治，並不是自身的捍衛，而是一次政治主體化的奠基事件。如果以此理解陳雲的城邦自治運動，就可看到其有更積極的意義。
4. 陳雲以為自己的運動將建立以公民為基礎的民主格局，其實民主自由沒有可能拯救香港，民主只是獨裁統治的另一種面具，任何建立制度的行動最終必會為背後操縱者享用政治果實，請不要再沉醉於民主的迷思。
5. 也不要以「非暴力」為原則。所有香港人都以為「政治」可以連結「和平」、「理性」、「非暴力」，陳雲似乎也不例外，這真是天方夜譚。一切政治奠基活動怎能脫離「立法暴力」而存在呢﹖ 建制的治安(police)和管治(government)是經過規訓的暴力形式，而立法(lawmaking)是一種拆毀舊制度(ancien regime)的暴力形式，這種暴力必然先透過摧毀現存香港來建立新秩序。陳雲的運動是一場以本港繁榮和法治機制與中國大陸作搏奕遊戲的鬥爭，也許陳雲也預料到中國大陸撕破捍衛繁榮的面具過後的政治後果，只是不願多置一辭罷了。
對於「非暴力」原則和「剩餘的主體」問題，我還想多說一些話，因為所有香港人彷彿原始社會般，將「暴力」視為某種禁忌觸碰之聖物，不敢去觸碰似的，卻一直簇擁在這聖物的帳幕外面，每天去膜拜它。這種聖物就是香港的統治權威，它起源於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的強佔和統治，而那塊帳幕正是殖民地政府實施於香港的法律。即使陳雲在崇拜殖民地統治的時候，他也不能否認殖民地暴力的過去，尤其是他醜化六十年代港共，對殖民政府加諸的鎮壓政策卻隻口不提。這反映出陳雲在個人志趣和公共態度的雙重面目﹕作為個人，他像其他在六、七十年代成長的香港人一樣從本能上厭惡港共，這不單是一種文化層次的感性傾向，也是一種排斥「敵人」的政治考量，因為這種共產黨特務身份正是辨別「香港人」與「非香港人」、「朋友」或「敵人」的重要尺度。
然而以往普遍香港人厭惡「港共」或「阿燦」的態度，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反應或建基於殖民地時代慣常的生活習慣，香港人下意識地拒絕將這種文化厭惡轉變成一種政治態度，即使有，也會化約成「平反六四」的愛國主義政治表態，或排斥「新移民」、「自由行」以致「國內暴富階級」(如最近發生的D&G事件)的社會意識型態(或像某些論者所說的「民粹主義」)。這並不是一種為了「政治性」的鬥爭(struggle for the political)，而僅僅是經濟、文化、社會或意識型態上的對立而已。香港自治的事業之所以難以發展，其原因在於這恰好是一個「非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社會，甚至以「多元價值」(pluralistic value)「混淆」甚至「消解」「自我」和「他者」，所以我們不單活在「自我」與「他者」界線模糊的環境，連「自我」或「他者」是誰我們都不甚了了或興趣缺缺。
然而根據古典政治哲學，每個政體或城邦都必定有一開端(arche, ἀρχή)，在詞義上，這「開端」也意味着「權力」、「統治」，例如「單一個體」(mono)的「統治」(arche)就是「君主制」(monarchy)，「多數人」的「統治」就是「多數人統治」(polyarchy)。香港政體的開端並不是從今日香港大多數人的先輩奠基的，而是從他們的征服者英國殖民政府而來的。城邦的奠基涉及暴力的使用，在香港歷史裡，使用暴力的勝利一方就是英軍，而在暴力抗爭的失敗者——新界原居民，則因為殖民者的安撫和立法，讓其傳統法例所保證的利益獲得尊重，而成為了溫順的被統治者。
英國人的統治基礎建立於以條約強用佔領清朝國土的事件之上，不過從法理上說，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已於民國時期被廢除了，只是出於冷戰的需要，英國才珍惜香港這片懸孤在大陸邊陲的最後一塊殖民地，所以將香港打造成真正的城市，讓她成為近乎主體的政體。然而，在英國逐步撤離香港以後，她所建立的法治和資本主義經濟和香港社會頓時失去了其奠基的主人，她存在的惟一法理基礎，在於殖民地建設的城市主體，和〈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的中方不干預內政和不變更制度承諾，這也是「可行使」基本法的基礎。
但這種「行使主權」的方式也提供了一個「統而不治」(regnum sed non gubernatum)的「範例」，中方政府透過基本法懸置自身對香港的管治權，卻因為基本法賦予她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天賦權利，而得以實施間接管治。即使香港政府的行政權力有多大，最終也不過是為了方便統治一方向被統治者維繫這種關係而設的工具，香港政府是主權者(sovereign)與香港臣民之間的中介人，雖然這中介人在姿態(gesture)上極力模仿主權者的樣式。這也意味着我們一直驕傲的城邦身份，不過是主權國之間行使權利的轉移，而「作為」香港政治主體的我們，不可迴避「也是」中國人民這一法理事實的影響，這個「也是」往往好似懾人的幽靈般，在關鍵時刻重重地鎮壓住這「作為」。主權者(中國政府)很清楚，只要我們的「存在」(being)確鑿無疑，我們的「作為」(acting)或「成為」(becoming)就一定能受到控制。
對於巴迪歐在《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奠基》中把希臘人、猶太人視為「特殊性」身份，而基督教則屬於「普世性」的見解，阿甘本在《剩餘的時間》裡的回應，就是將希臘人和猶太人歸信前後的身份變異視為「殘存者」(remnants)。其實，我們也可借用「殘存者」來解釋香港人這看似多重身份的認同問題，這也像卡夫卡對於自身寫作身份的焦慮﹕身為猶太人，作為捷克人，卻以德語寫作。香港從來都不是一種身份，也是一種身份。陳雲一方面聲稱從殖民歷史中發掘出這種身份，另一方面亦期盼這種身份成型，這是否意味着這種身份的含混特性﹖這種身份就像《浮士德》提及鍊金術士創造的人造人「荷蒙庫魯茲」 (homunculus)，由大英帝國這位鍊金術士從清朝將逝之軀抽取精華製造出來，這個「非人」永遠處於兒童的狀態，卻具備了各種各樣的知識。
該如何善用這種「剩餘的身份」呢﹖陳雲正要處理這一問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認為這種「香港身份」並非「剩餘的身份」，但如果他認為這種身份是剩餘的話，那麼我們也可以顯白和隱微的兩個層面來理解他對於香港身份的寫作，我們可以推斷﹕陳雲認為香港身份只是一種「剩餘物」，可是這基本法承諾漸漸變得徒具虛名的時刻，他刻意提及「香港身份」，縱使這就像浮士德努力創造「荷蒙庫魯茲」卻終歸失敗的事實。陳雲這種構思不是沒有基礎的，他甚至從中國利益方面去設想香港城邦對共產中國的好處，這當然只是根據法理而作出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基本法所允許的高度自治，當然符合了政治現狀，其行使權卻仍在主權者(中國政府)的手上。
《香港城邦論》出版以來，即引起自稱為左翼人士的批評，近日中大學生報亦有一篇名為〈陳雲的被害妄想與香港城邦論（書札）〉的文章，以陳雲的「現實政治」切入，討論陳雲對中、英、港三重角色的定位，並以「實然」和「應然」的角度，回應陳雲的「城邦自治」計劃。作者主要的觀點在「實然」和「應然」的回應，「實然」指香港因處處受限於中國大陸，故自治並不可能﹔「應然」指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割裂之二分法不能進行陳雲的「好/壞」之分，更導致我們對受壓迫者的麻木不仁。因為篇幅所限，作者沒討論書中其他問題，但我們單就「實然」和「應然」的問題來看，其實在文章所講的「實然」背後，也隱藏着一種「實然的應然」，或者在文章所講的「應然」背後，也隱藏着一種「應然的實然」，而陳雲的讀者也可以認為這正是陳雲要解決的問題。港英政府曾經建造海水化淡廠，實現食水供應的自主，陳雲不過主張政府應以參考歷史上的實踐，這是「實然的應然」﹔而大陸遊客日益蠻橫無理，認為香港必須仰賴他們的鼻息，令香港人越來越感覺不到自己是中國人，這是「應然的實然」。
一位友人Jacky曾經以此回應表明對陳雲的看法，我以為這比較值得一談：
我之所以稱陳雲為右翼，理由有二：（一）他提倡政治右翼，經濟左翼。我反對這個倡議，因為維持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完全談不上是真正追求平等。設想，專才可以馬上有居留權，長居香港的外地勞工卻不可以有，他們因而失去政治權利，這等如不把外地勞工當成人。所謂經濟左翼，只不過是再造殖民地二元經濟結構，讓富人和窮人各有所得，這只是虛假的左翼，因為它假定了弱勢者的個人因素導致其處境。（二）他製造虛假的文化身份，以支持城邦自治為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論點。上面已說，真正的materialism (我不想譯成唯物主義)就是要撥開任何單一的概念來概括人類實際的經驗，以評價（主張或反駁）任何一種世界秩序（社會或政治秩序，文化發展方向，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等）。文化身份混雜和文化流動(是?)既成事實，因此，政治主張亦必須以具體的人們交往經驗為本。香港人是正義的，大陸人是病毒，這一類煽情的描述，正是要引導人鞏固日常的偏見，而非回到事實本身，亦非令人反思自己作為和其他人平等的subject，以共同建立一個不只屬於你我，更是屬於未來的社群（後者就是超越每一個subject的共同命運）。(後者參閱Balibar於1993年出版的La philosophie de Marx)
一言蔽之，右翼並不能令政治參與和論述，回到人民中間，即是所有人，不論階級地位職業性別種族或身體缺陷。只有在真正平等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正視所謂資本主義迼成的種種問題，重新規劃cosmopolitan和local的界線。
如果「右翼」等於叫囂的法西斯政客的話，那麼陳雲是否右翼的問題，又必須回到顯白或隱微寫作的問題上，從顯白的意義上閱讀陳雲的《城邦論》，那麼你一定可以得出此一結論，這等於一般人因為寫作《君主論》的馬基維利而去理解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而不是以《李維史論》去解釋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再者，大凡「政治」主張都必須針對時代的文化狀況，你或者可以從哲學史找出許多激進的例子﹕如尼采。陳雲在深度上無法與這些巨人比肩，但他表態的方式也接近這些人物的方式。更簡單地說，陳雲像他們一樣，對於「主導的」或「社會的」一切恰好有一種抗拒，雖然陳雲已處於一場政治運動的浪頭上。
而「文化身份混雜」和「文化流動」作為「既成事實」的問題，恰好又緊扣了「應然」和「實然」的問題。但我們要問﹕在繽紛的「文化流動」和「文化多元」背後，究竟是「空無一物」還是有一場「政治」的角力﹖如果要為「普世價值」(如人權、個人自由)的「應然」而指出陳雲《城邦論》的謬誤，那樣，我們有沒有正視這些「應然」悄悄被蠶食的「實然」。這令人想起施特勞斯討論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觀點﹕如果要消除戰爭的話，那麼吊詭地，和平主義者最終必須與好戰者打一場消除所有戰爭的戰爭，這就是為何我們需要「政治性」。另外，根據柏拉圖的《法篇》，之所以要為城邦立法，目的是為了消弰城邦內的一切戰爭。面對香港目前充滿深層次矛盾的社會現況，我們需要的就是重新立法，回應「香港是甚麼﹖」這一問題，而不是憧憬羅馬基督教式的共同體。
其實陳雲真的是右翼嗎﹖或者，兩者真的有衝突嗎﹖如果有的話，也許真近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對實現革命的分歧意見。左翼社運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和共同體理想是哲學層面的問題，現實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political)和辯爭(polemical)的問題。這難道不是「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的問題嗎﹖
這也許亦等於目的和手段的問題﹕ 「目的」總是遠大而崇高的，卻不可一踘而就﹔ 手段縱是暴虐而卑劣的，卻也在關乎近在手邊和嘴邊的問題，不可不察。民主永遠是一種未來完成式的夢想，而現實卻是「分額」被強奪，「身份」被混淆的問題。我們講民主，也講關心他者，但當下的自我又在哪裡﹖ 普遍主義者之所以反對這種「民粹主義」，也許亦是基於一種恐懼﹕ 對右翼提出的冒險方案有可能失去「剩餘法治」和「民主表象」而生出的恐懼。
不過，《城邦論》仍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這是我的看法﹕
1. 陳雲的《城邦論》只是一種亢賁式的論述，在實踐上，他的觀點面對很多問題，其中一項就是香港政府不會採納他的見解(因為香港政府事事總得先考慮北京的意見，並受其制肘)﹔
2. 不說城邦論的實效了，單就理論看，我看不出他要把香港人和大陸人分開，他的「分割」與其說是社群性的，也許更是倫理上的。在這種論述中，「大陸」似乎更接近一種生存或政治態度，一切問題的根本核心在於共產黨統治﹔
3. 如果「政治右翼」的特色在於這種分割處理的話，陳雲的分割目的更似乎是保留「殘存的香港本土社群」，我看這種態度較近於阿里士多德的倫理社群，即政治是一群志同相合的人追求「最大的善」的行動﹔
4. 但我也不能同意這種城邦論，雖然他聲稱從「現實政治」考慮，他恰好看不到香港其實是個沒有主體的政體，這個政體在技術上無法抵拒「中國政府」以各種方式同化香港的努力。況且他的「現實政治」從很多方面看都堪稱「理想主義」，這些情感洋溢的主張並無新意，其目的不過是為了保存這個「殘存的香港」，但根據陳雲的看法，中國大陸的政策目的是為了消除這「殘存的香港」，即使它是「殘存的身份」，故此這種「現實政治」的方案亦談不上「現實」﹔
5. 而這個中央政府亦試圖以任何方式分化、懷柔、招安或丑化香港左翼，正如它以同樣方式分化、丑化、懷柔、招安甚至消滅中國大陸無數的「烏坎村」或艾未未，大陸人也應該像香港人般努力去抵抗這種暴政。但也有大陸人以視香港為假想敵的方式，回應一切令他們不悅的現狀。
6. 大凡政治理論皆需要一個有實力的聽眾，比如啟蒙時期的思想家，他們的聽眾是武裝了的美國獨立戰爭軍隊或法國大革命的軍隊，陳雲的方案卻只能被少數人所接受，他在這場現實政治的較量無疑從一開始已經毫無勝算。
左翼和陳雲的理論也解決不了當下所面對的問題，如果我們對目前的政治情勢有更清晰的了解，就知道那是一種怎樣複雜、矛盾的問題。陳雲的方案固然不為香港或中國大陸政府所接納，但左翼的方案也令人興趣缺缺﹕他們只能在個別社會問題上修修補補，而不能在大問題上作出挑釁性的回應。他們被人權、平等或理性行動的原則綑綁，無法進行更激烈的表達，他們視「政治」為對一切「普世價值」或空洞原則的實踐，而很少考慮實質行動中的暴力較量。縱觀未來數十載的香港，我們將會在這些辯爭或猶豫中被消磨。但歷史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影響的，歷史是由偶然性、迸發性的事件所影響，許多事件往往就是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也是為何本雅明的「救贖歷史觀」至今仍充滿魅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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