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民間

同事遞給我一本《南都周刊》，我知道裡面刊載了我的書評，但一看，卻是被那大大的標題「魯迅在民間」吸引住了。趁吃飯的時間，再看，原來現在距離魯迅逝世的時候—1936年10月19日—已有七十周年了。

對於國內一向把魯迅捧上天的作風，我不會感到陌生，對魯迅的崇拜己經不單單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更是一種國家的信仰，只有這樣，社會主義中國才能表現其與傳統的割裂，表現其革命性。但隨着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化，魯迅的神聖形象也已經成為一種暗含民族主義色彩的文化商品，其情形竟然也等同於姚明、劉翔。相信這不是魯迅願意見到的。

周刊訪問了許多人，有國內學者、自由從業者、藝術工作者、記者、學生、教師、在廣州從事各行各業的人、香港同胞、台灣及外國僑胞、外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等，其中也包括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和多倫多作家吳長纓，他們對魯迅的印象和看法也各有不同。其實魯迅已經變成一塊模糊的鏡子，大家看了，不單看見了他，也看見自己對當代中國變革的看法。

但許多受過國內教育的人們一想起魯迅，就會想到一個革命家、思想家和戰士的形象，這固然是中國粉飾上去的形象，他們也第一時間想到《從介末亭到三味書屋》、《風箏》、《一件小事》、《傷逝》、《狂人日記》、《孔乙已》等名篇，女孩子多數會想起《傷逝》，有些人也會想起魯迅反駁林語堂的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然而對大多數女孩子來說，背誦這些充滿火藥味，但美感不太高的文章並不是滋味，只有一位唸博士的男生，才用到典型國內知識份子充滿情感色彩的字句來描述他。而對台灣人來說，魯迅的影響同樣深遠，雖然在蔣家統治下的台灣，設法讀魯迅的人有可能會被槍斃，但現在的台灣，已是一個資訊發達、民主多元的台灣，人們更會像蠶蟲吃桑葉般細嚼他的作品。

這樣，在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魯迅。但我對魯迅的印象並不是那麼好，我會對他推崇備至，但亦正如許多人所說，魯迅確實是一個「刻薄」的人，而且他的小說「讀起來很壓抑」(吳長纓語)。我也同意一名任職多倫多一社區中心社工的受訪者意見，「不會推荐」下一代「讀魯迅，因為他已經很難理解當年創傷重重的黑暗中國」，雖然這也反映了加拿大多元社會文化對華僑思想的正負面衝擊。表面上說，正如官方教科書所說，魯迅的思想及對社會階級矛盾的認識比同時代人要深刻得多，從更深的意義上來說，對魯迅的矛盾態度恰好反映出中國人的自憐，大凡是出現一個洞悉民族劣根性的作家、思想家，我們都會萌生出「黎明來了」、「民族有救了」等念頭，現在最典型的中國人都帶着花圈來歡迎這位以中國國民性為敵的作家，惟有找到了一位超酷的大審判官，這個衰落多時的古老民族才能恢復一種阿Q式的自信。

時代局限了魯迅，如果魯迅一頭栽進一樣學術裡，也許還可以超脫過來，但在那個時代，沒有人能夠超脫，包括被魯迅謾罵的梁實秋、林語堂和胡適，時代抽空了作家的眼光和識見，他們為了改革文化社會竟然相互大吵大罵起來。知識份子一旦找到了專屬，就有機會抽脫出來，華滋華斯和葉芝抓住了詩歌，尼采緊緊捏住了古希臘哲學並放在他的放大鏡下。魯迅揪住的，卻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臉孔，一個昏暗不見天日的社會，混亂、沒有公義可言的世界。這個世界到今日還是一樣，看上去卻好像進步了，漂亮了，舒適了，大家忘記了舊日的痛楚﹔或者，是故意忘掉。

也許是仙台大學戰爭紀錄片的刺激太大，魯迅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反擊敵人，童年的經歷卻造就不了超越輿論意見的胸襟，魯迅的立場是那麼堅挺，甚至不容許在立場上作出任何「自我犧牲」，寸土不讓，反過來也造就了另一種國民劣根性。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之所以熾豔，還是要歸功於魯迅的辛辣文風和日本人的侵略。是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沒有魯迅和日本人就沒有當代的中華民族。

周刊裡還枚舉了不少魯迅的名句。魯迅生前說過許多擲地有聲的話，但許多話都明白地刻薄，一點隱喻的機會也不給，他臨死時說的話尤其教人不寒而慄，「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說出這句話，無疑是完整了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形象，那就是為了批判，甚至變成自己筆下批判的人，就像耶穌「道成肉身」拯救世人。

對於魯迅，人們仍然無法蓋棺定論，有人盛讚他，也有人說他尖酸刻薄，也嫌他為了許廣平而不理原配。是的，我們無法蓋棺定論，我相信總有這種事情，要不然，我們的「祖國」也沒有信念了，這個凡事講求「政治正確」和「面子」的泱泱大國，正需要魯迅這種看上去偉大而實則矛盾深重的知識份子。即使這樣，仍無損於魯迅的形象，尤其是在愛好議論的中國民間社會，魯迅就給他們一個彌賽亞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