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陳雲的「大陸人皆特務」論是簡單化了的說法，如果陳雲以最精確的方法，展述問題的所有細節，那麼他的受眾未必能理解。當然，「大陸人皆特務」論只是筆者簡化陳雲說法後作出的概括性描述，陳雲不是說100%大陸旅客、新移民或來港公幹人士都是特務，只是說這幾十萬人都不免懷着某些「任務」來港，他們可能構成三分一或四分一的人口(總體香港人口，或適學人口等)，詳情大家可看陳雲在12月27日以「香港城邦論」為題目發表的演講。(見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K7RwQ7dINc)
根據陳雲的邏輯，這固然是共產黨策略性人口調整，但問題本質不放在人口學現象去看就不能更顯現為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事實上，「特務」或「政治任務」不一定是單一面向或內容的政治性/擬政治性行動，而更可能是活在共犯架構下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之生存方式，這種經濟人之生存方式，或許應引用哈維爾對極權統治下之「虛假性」(inauthentic)的討論來作參考。
我更願意認為國內有很多人不滿極權社會日常生活的「虛假性」，而「六四事件」是從這種「虛假性」過渡到「開放」(open)和「真實性」(authentic)的門閾，中國人不一定只能相信這宗事件才能走向比較「真實」的社會，只要承認應該討論、反思這宗事件，至少對這宗事件的再現持開放性態度即可。然而大部份中國大陸同胞，即使思想這宗事件，即不敢或不願在行動上承認應該討論、反思六四事件或對它持開放態度，令整個中國社會無法離開「虛假性」。當然，因為他們願意忍受「虛假性」，所以中國政府讓他們享受經濟上的幸福(happiness)，從而讓他們從經濟上的富裕得到片面而局部的快樂。
從中國大陸的政治到日常生活領域上充斥着許多「虛假性」現象，假貨、假奶粉只是物質邏輯上的欺詐，從意識型態及思想層面上說，極權社會的「虛假性」與中國傳統社會的流弊，如官場作風、裙帶關係、派閥、黨爭、誇富現象、專制層級制、家長式管治結合而相得益彰。不過這種社會意識型態是透過共黨統治或全球化帶來的意識斷裂引起了質變，一般說來，較少人會認為傳統天朝心態其實是一種自欺心態，但活在今日社會中，這種瀰漫於網絡上的天朝傲慢心態確實帶有碩果僅存的共產政權所有的自欺態度。當今中國人一方面自詡盛世再臨，另一方面知道歷史這一段落的文化境況遠遠不能與唐宋在中國文化史中的位置相比。這種靠燈飾築造的自滿其實與自卑心態構成錢幣的兩面，然而這種自滿永遠背靠着自卑，無法直面。
「虛假性」現象誘發了道德淪落，他們因為生活或經濟幸福而妥協，所以懷着「讓事情自行發展」的心態，這變相鼓勵不公義的事情出現，也能容忍私相授受和賄賂對社會道德造成的損害，而且對於一切次等價值的事物或思想(或偏頗卻令人容易接受結論的陳述)抱着放任態度，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家長對兒女的放任縱容態度，另一個例子就是對網絡上的假大空言論持聽之任之的態度，這兩個例子當然不獨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但在中國大陸也特別嚴重。一旦人們無法在公共空間甚至日常生活中找到絲毫的「真實性」，便只有營構並享受在自己專屬的虛擬世界裡。
回到陳雲的論述，我想說其實大陸人並非如左翼認為陳雲所說的一樣，是「壞人」。事實上，「壞人」只是一個「空洞」的「修辭」，對道德問題的思辯來說很難產生實質意義。如非犯下刑事罪行，「壞人」沒有任何法律責任，從社會道德的層面來說，只有壞人幹了被大眾認為的「壞事」，才會是壞人，但我們不能從思想上斷定一個人是否「壞人」，然而一般常識會把「心存歪念」視為「壞」，而且大陸人當中也有屬於一般人認為是「好人」的。真正的問題是，他們願意犧牲抵抗「虛假性」的契機，而獲得富裕或即使最低程度安定的生活。
香港一般民眾未必能對倫理問題作多層次的思考，最簡單的思考方向就是「好人/壞人」的二元對立，這固然不能提高對道德問題的思辯層次，卻或許會推動一場政治運動的步幅，不管這場政治運動被冠以「民粹主義」、「種族主義」抑或別的稱號。不過這種二元對立卻無法向香港民眾展示大陸人在政治上的真正問題，生於香港的民眾只看見普遍自由行或新移民的粗魯、沒教養和貪婪，無法探知這些現象背後的核心問題。當然，我們或會發現他們的禮貌和教養按地區而有所不同，如江浙城市長大的大陸人比較禮貌，而成長於內陸省份或鄉鎮的大陸人則比較粗魯，於是我們發現其中的文化差異。
但文化差異不足以解釋他們和香港人的差異，況且文化差異或多或少都是從最關鍵問題(即政治「虛假性」)派生的產物。當然，香港也不是特別民主開放，只是在香港的公共空間裡，我們用不着跟隨政府訓練的一套特定意識型態下的言辭而說話，即使港英政府在骨子裡仍以排除異議為己任，這種排除異議卻在很大程度變成一種合官僚合理性和社會規訓的大眾思維。
然而即使我們在公共領域上無法針對港英的領導原則而要求變革，我們卻仍可透過私人領域、市場和輿論機器獲得發現自我的自由﹔ 但在河的對岸，他們連這方面的自由都被監控或消解。對此，陳雲一貫的邏輯沒有停留在「同情受害者」的層次就感覺解釋完滿，他追問背後的悖謬﹕ 為何中國人如此被拑制，卻仍願意忍受或默認「虛假性」的事實，即使大部份人只是偶爾嘆息幾句「生活，就是這樣子的。」或者抱怨一下共產黨統治然後顧左右而言他。
齊澤克曾經討論過這種極權主義社會的生活態度，持這種受害者心態的人往往比「替統治者開脫」或「與有榮焉」者為數更多，然而如果「平庸之惡」的說法能夠成立的說，這大部份人恰好構成這種建制的捍衛者，然而按照康德式的說法，反抗這種說謊建制卻是他們的自由和義務。在性質上，陳雲的指責更像一種道德指責，因為向公眾寫作的目的而化妝成一種「大陸人/香港人」的二分法，陳雲對大陸人的「偏頗」態度也反映他很清楚這是一場徹底「政治性」的論爭(polemic)，而不是學術報告的論理或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民眾「排斥大陸人」的情緒不應停留在「民粹主義」的感官印象層次，而是應該提升到針對一種政治態度的論爭精神。沒錯，「成為香港」(to become hong kong)應該是一種政治的決斷，對一切造假作風、社會特權、意識型態灌輸、和諧社會論甚至統一祖國論述採取斷然棄絕的態度，將肯定真實性、真理和言論自由的人視為同路人，或重新建構下的「真正」香港人。
(事實上，目前國內對極權統治的對抗是很豐富的，只是如果沒有提升到政治的層面，這些對抗都會被共產黨意識型態機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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