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一位"人性"的社會主義者

今早聽收音機新聞報道說﹕ 捷克前總統及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逝世。

本來打算寫自己在開平的旅程，但要趕緊在星期二交稿，不過這些與哈維爾逝世相比，都不算重要，我一定要寫寫一些說話，雖然我沒讀過他的戲劇(藝術價值很高)和寫給奧爾嘉的書信。

作為一個寫詩的人，我立即想到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寫給哈維爾的書信，布羅茨基以詩人的角度回應哈維爾的一篇演講﹔ 在那篇演講中，哈維爾以「為何朋友和熟人在街上遇到他要廻避」的問題作為開始，他大概呼籲人們要珍視捍衛人的價值。而布羅茨基卻從作家的立場出發，強調哈維爾作為一位作家不應隨從時下流行的東西，布羅茨基認為文字應該獨立於政治和庸見。布羅茨基的回信刊載在《紐約書評》上，哈維爾隨後作出了澄清，爭論細節我實在不太清楚，大家可以瀏覽崔衛平寫的文章(網站連結﹕ http://www.china-review.com/cath.asp?id=14612)

以前我認為布羅茨基是對的，因為我以前想寫出像他一樣的詩，但活到三十多歲，我漸漸明白，人是無法脫離政治作為一個遺世獨立的作家或詩人而存在的，人是政治的動物。而哈維爾的演講，就從這一點，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說話，如果一位作家或詩人不先是一名普通公民的話，那麼他只能是一個無根的人。詩人策蘭(Paul Celan)以自殺終結了生命，固然是納粹集中營的結果，也是因為策蘭恰好就是那種無根的人。

大家大概記得哈維爾與捷克天鵝絨革命的關係，也許大家會認為他憧憬西方式資本主義民主，但據齊澤克在《還有誰說起極權主義﹖》的說法，哈維爾和當時東歐許多異見知識份子(也許還要包括齊澤克本人)一樣是潛在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想改良那淪為極權主義社會和警察國家的制度，就像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說的，使它變得更有"人性"。這些知識份子想的，恰好是西方自由主義者(大概是諾齊克們和佛利民們)要反對的東西。

可是東歐從蘇聯手中得到解放後亦不見得自由，現在東歐人民生活在全球化債務危機的陰霾下，前共黨領導人物和國安局頭子改換頭面繼續透過愚弄投票箱來統治無知的平民百姓，哈維爾和杜布切克所憧憬的"人性"社會也沒有真正實現。我相信，對我和其他在八十年代渡過青年歲月的人，還有在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捷克人來說，悼念哈維爾既像對一位偉大小人物的思念，也像一種懷舊(nostalgia)。當然，中歐和東歐國家都似乎活在懷舊的狀態下，哈維爾等人的願景(脫離極權主義社會，實現"人性"的國家)似乎仍是他們生活的惟一理由，儘管這種願景像所有堅持人道主義的思想般，脆弱無力。但可惜的是，哈維爾對捷克人的意義，亦限於那個時代的這種層面。

但我知道，在那高壓的年代，你只能以這種犧牲小我以喚醒千萬個小我的途徑作鬥爭，在這場鬥爭，不單有杜布切克和哈維爾，也有那位被秘密警察迫害致死的哲學家﹕ 帕托卡(Jan Patocka)。在七十年代的政治抗爭中，他們沒有成為布羅茨基般以文學凌駕政治的詩人，或像普通大學教授般鑽在學術象牙塔內，他們視極權生活為生命中不可迴避的"本真"。(當然，我並不是說布羅茨基迴避政治，也不是反對布羅茨基的立場，他認為繆斯的技藝比政治紛爭和流行的庸見更高。)

如果生與死、真實與虛假的鬥爭是可以被全球資本市場抹掉的話，那麼人類文明和道德都只能是一種交易價值，但我們知道，事實並不如此。到了今天，我們更應該堅持作為公民而不是意識型態傳聲筒、經濟人、學院人或純粹文人而活着的信念，因為一個人首先必然作為公民而生活，一個"去政治化"的知識份子或作家不過是一個虛假的人(a fake man)。